狂傲的風…瘋狂之島

時代雜誌原文連結

修改自 ：http://news.ifeng.com/world/200908/0824_16_1317693.shtml -- 超爛的翻譯。

他們想要被聽到

“日本年輕人被社會邊緣化 大選求變不願做「迷失一代」”

“據美國《時代》雜誌網站報導，很長時間裡，日本年輕人都是沉默的少數派。如今，在日本政壇變天的前夕，他們開始尋求在國家未來的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東京西部一座普通的房子裡，一群學生正在電腦前忙碌著，他們和全國5000名志願者同屬於一個名為Katariba「分享之地」的組織。該組織的宗旨是使日本年輕一代明白，他們在社會中擁有自己的位置，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29歲的今村久美（Kumi Imamura）表示，「這只是一小步，但是你必須自己完成。」

更大的一步將是8月30日的日本議會選舉。過去54年裡自民黨一直把持著政權，日本民眾對於大選根本提不起精神。不過這次情況有所不同，受困於眾多經濟和社會問題，自民黨有可能在大選中失手。最近兩次全國民調結果顯示，民主黨支持率超過自民黨15個百分點。

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更令人擔憂的是，應當承擔起更多責任的年輕人卻感到自己正被社會邊緣化，許多人根本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如果任由年輕人沉淪下去，日本極有可能在「失去的十年」後再迎來「迷失的一代」。

背負著沉重的負擔，日本很多年輕人意識到除了努力開創未來外別無選擇，他們正通過各自不同方式努力改造自己的生活。面對即將到來的大選，有的人看到的是改變未來的機遇，有的人看到的是關乎生活的選擇，還有的人看到的只是政治簡單的重複。”

“選舉支持者:為自己的未來投票”

“23歲的原田研介（Kensuke Harada）曾一度走上從政之路。2006年，他在一名民主黨議員手下做實習生，但隨後意識到這條道路並不適合自己。2008年4月，他創辦「我投票」網站，鼓勵年輕人參加選舉，他還組織了一些見面會，讓習慣高高在上的政治家們和青年人進行交流。這些做法點燃了年輕人的參與熱情，表示將參加投票的人數成倍增加。原田表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投票。」”

以東京麥當勞當他們臨時總部， 研介和他由十所大學學生組成的團隊已經組織了「出來投票」的召集，以鼓勵年輕人披上他們的夏日和服[註]，以傳統慶典的精神為了政治而聚會。 他也在日本緊縛的精心設計九轉千迴的政治季節中，在當地允許政治人物做些意料外之事的酒吧，計畫了一系列會面及打招呼活動: 與真的年輕人會面，並交換想法。 如此的交換也激活了年輕人的參與。在這樣的一個事件後，年輕參與者說他們會去投票的幾乎是（之前）的三倍。研介說：「多過於其他任何理由的是他們說要為他們的未來投票。」

[註]傳統和服對於日本的影響，參照p.5 和服的意義。

“工薪一族:寧願集中精力賺錢”

如果說研介是為了激發廣泛的政治活動，他就必須說服須藤敏夫這種人。

“作為一名成功的基金經理，30歲的須藤敏夫（Toshio Sudo），擔任摩根史丹利國際資金投資公司的不動產資金操盤手第五年是戰後經濟奇蹟的宣傳海報，也是日本迷失年輕人的代表，對國家經濟數十年的榮景已經結束的失望情緒始終揮之不去。在東京的大學，敏夫違抗他父親的希望，修習了哲學與教育以發現他以成為老師為目標。很快的，學術環境更著重於無盡的校園政治相較於教學的創意讓他的幻想破滅。另外還有其他失望之處，像是發覺諸多日本政府的系統是多麼不穩定。從普遍受賄的農業部門，以及有缺陷的退休金制度。「這是一個以債養債[註]的退休金制度，年輕人是拿不回他們的錢的。」

被迫把錢付進一個他們認為已經破產的系統裡頭增長了一種年輕人之中無助的感覺。當然，這個國家人口統計的灰白化(老齡化)是很嚇人的。但敏夫也哀悼於年輕人中對他們的未來無能為力的一種缺乏主動進取心。在須藤敏夫看來，許多青年人缺乏前進的動力，「整個社會只是在假裝改變，政治家和民眾都是得過且過。」但老習慣是難以打破的。當被問及即將到來的投票時，須藤敏夫對參選的各方都不「感冒」。在談到自己的未來打算時，他說，「我寧願集中精力工作賺錢，日本的政治不會對我有太多影響。」”

[註]原文:Ponzi schema

查爾斯·龐齊（Charles Ponzi）是一位生活在19、20世紀的義大利裔投機商，1903年移民到美國，1919年他開始策劃一個陰謀，騙人向一個事實上子虛烏有的企業投資，許諾投資者將在三個月內得到50%的利潤回報，然後，狡猾的龐齊把新投資者的錢作為快速盈利付給最初投資的人，以誘使更多的人上當。由於前期投資的人回報豐厚，龐齊成功地在七個月內吸引了三萬名投資者，這場陰謀持續了一年之久，才讓被利益衝昏頭腦的人們清醒過來，後人稱之為「龐氏騙局」。

補充: 巨靈（Leviathan）

「國家哲學的始祖霍布斯，以「巨靈（Leviathan）」一書描述自然狀態下，人類為了生存安全同意縮限自身的權利，集中在國家巨靈身上，以功能的方式解釋了國家主權的意義。而天災對於台灣的衝擊，卻是改造了民主化的台灣國家，原本多元自主的社會部門失去了專業自治的地位，地方營造的社區文化淪為鄰里的監視系統，公民權的內涵由市場社會轉為國家管制。為了天災救援，我們召喚了國家巨靈，但是如何與之共存，卻是嶄新的議題。」

社會活動家:關心社會和政治無關

在政治與普通生活間感受到的落差正是今村久美把自己填入的地方。如果你需要具備日本年輕人一直以來是多麼言輕力微的基本認識，不需遠找，就看今村久美八年前創立的「分享之地」歷史吧。8年前，今村久美創辦Katariba，為的是決心創造一個空間，讓青年人有一個自由表達對未來希望的地方。當時，她然後高年級大學生到全國各個學校去諮詢，希望舉辦一些活動，讓地方領導人對學生有所激勵和學生們互動。最初的兩年裡的遊說裡，她只爭取到兩所學校的同意只有兩間學校同意了這在其他民主國家被視為基本公民的活動。如今，在學生的要求聲中Katariba「分享之地」已經在全國283家高中舉行了463次論壇。

今村久美不願將katariba 和政治掛鉤，而是將其當做一個教育組織，在諸多檢視標準中，久美的行為都會被視為一種政治活動。但一如許多和她同世代的人，她對於「政治」這個詞彙小心翼翼，並寧可稱呼「分享之地」為一個教育組織。當她從她像是某種冷淡嚴肅日本版的堪薩斯家鄉，岐阜縣，抵達位於東京附近的菁英慶應大學，久美為了她多少同輩沒被曾經驅動上一世代盲目對猴子崇拜的思維所糾纏而大感鼓勵。

「如今的孩子們對社會感興趣，但他們並不認為這和政治有聯繫。看不出社會與政治之間的連繫。」

自由職業者:為了孩子投上一票

對其他的日本年輕人，解決方案已經是簡單的：「放棄」。但在Kan Zenke這個34歲的取巧者身上卻並非如此。

Kan Zenke身上洋溢著日本年輕一代身上少有的活力，和背負經濟壓力、學會逆來順受的大多數人不同，34歲的他依然渴望自由。「我要自由。」這個大阪居民帶著「多年對經濟失望到消極接受工作市場提供給他們的工作」世代鮮有的活潑的如此宣告著。身為一個大學生，他從白天的勞力工作以及TOYOTA裝配線工人存了$10000，以進行畢業後環遊世界的壯遊，去訪巴基斯坦與瓜地馬拉，以及其他異國情調間。

8個月前，他再次辭去工作，繼續追求自己鍾愛的藝術攝影。八個月前，他再度逃離了他口中「奴隸工作」的公司，以追求他對美術攝影的愛好。他不懂許多年長日本人表現出來的順從，不論是對政治或是職涯的抉擇。「我父母親說『你什麼也改變不了。』」他如此抗議著。Zenke明顯的不同意。

不過，藝術家也要吃飯，也要生兒育女。最近剛剛結婚的Kan Zenke為了維持生計，到一個棒球場當起了保安。無論如何，要能在體制之外欣欣向榮並不容易。Zenke，最近剛結婚，被迫一星期三天在一個棒球場擔任警衛才能收支平衡。對很多年輕日本人而言，兼差工作已經成為一個職涯的死巷。相對於所有勞動力，非全職工作的比例已經在2007年從4.7%增加到11.2%。兼職工作者是最容易因預算縮減而受傷害的角色，對大部分雇用的利益而言他們並不符合規定。依然，他們有工作可作。約略640,000年輕日本人被歸類給所謂的NEET 狀態，也就是”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並未被雇用，教育，或訓練)。

Zenke，至少跟隨著自己的熱情，在今年年初他在東京與大阪展出了在世界各植物園拍的照片。但挨餓的藝術家仍然得餵飽他們的孩子，Kan Zenke和妻子還計劃明年生個孩子。他表示將打算在大選中投民主黨反對黨一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民主黨承諾實行免費高中教育，並承諾每月向有孩子的家庭發放津貼。同時，他自由工作者的照片展覽在增加，他對他的藝術有信心。 「我已經沒有什麼好失去了。」他這麼說。

職業婦女:聽夠了政黨空洞宣傳

31歲的神崎節子（Kyoichi Marukusu）對31歲的的神崎節子而言，生命更像是建築在他已經成就的基礎上。生完孩子後打算繼續工作，幸運的是她任職於一家東京的美國企業其中的全女性辦公室，經理不會因為她結婚生子就令其辭職。但是，大多數日本企業並沒有這種關愛家庭的觀念，像是適當的產假，或是托兒，70％的婦女在生育後失去了工作。節子批評日本戰後偏好中產階級競爭甚於提升家庭價值。神崎節子認為，經濟發展使人們只關心金錢，卻丟掉了家庭觀念，「我們是賺了錢，但我們感到空虛。」

若日本欲延續其經濟優勢，那麼記必須協助像是節子這種的婦女找到合理的工作-家庭平衡。基於她的國際經濟學位，以及自她欣賞的演員，修葛蘭，主演的電影學到的流利英文，節子感受到與社會疏離，至少在政治上如此。神崎節子對政治表現地很淡漠，對於政黨內部頻頻爆出的資金醜聞非常反感。在最近的東京選舉她都沒有投票，因為沒有吸引她的政黨。即便是DPJ的兒童友善平台也沒有使她動搖，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她受夠了持續不斷的資金醜聞報導，以及反對黨的領導能力。

她表示，「民主黨在說變化，自民黨也在說變化，但根本沒有什麼變化，人們已經聽煩了。」(王凱編譯)

如此的挫敗感對東京Meriro大學政治科學教授Kyoichi Marukusu聽來十分耳熟。從他最近的課堂問卷發現，學生形容他們自己:「負面，(和他人)沒什麼不同，無法看到未來。」但Marukusu知道單只是抱怨無法讓下一代走得太遠，「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會繼續被犧牲。」日本的年輕人有個選擇：「他們是要加入還是要讓步? 他們國家的未來將會有賴於他們的前任有多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