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這是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時所寫下的一段文字。
中國人並不存在一種足以改變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會的內部力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人只有變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會和文化的本質。正因為他覺醒了，他卻被這社會的‘正常人’指為‘狂人’。雖然狂人被描寫成一個特別勇敢的、敢於向整個社會挑戰的形象，但他同時也是個悲劇形象。他的覺醒使他變成無用，使他與社會其他成員不能溝通，他的批評也不能生效。這就存在著矛盾：不覺醒，不從社會影響下解放出來，就不能和吃人主義決裂；而一旦覺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無力改造這個社會和文化。”魯迅終生都沒有擺脫這種無所不在的“無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盡管熟睡的人們把他當作可惡的驚夢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魯迅本能地拒斥著“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貓頭鷹、駱駝，正是這些動物的身上，他尋找到了一個更真實的自我。
辯證法是雜文的死敵。在一個辯證法被當作匾額高高掛起的國度裡，我很難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時具備川、魯、湘、粵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麼，廚師只好什麼佐料也不放。在報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個人寫的，甲與乙一模一樣，乙與丙大同小異，正如李敖批評台灣政界人士講話的方式：“他們除了各自發音上的不同，沒有任何內容上的不同，這是很可惡的。我們應該有表達個性的語言，但中國的官場和中國的黨棍政客們，都太缺少表達個人鋒芒和立場的講話，幾乎全都濫套。我們應該多鼓勵有個性、有所不同的語言表達。”無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然而，在我看來，個性、智慧、想象力和創造力與人的年齡不僅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偏激是雜文的精髓，在我的心目中，專門用來形容青年人的“偏激”卻是一個褒義詞。“世故”的魯迅，有一顆青年的心，他的文章沒有一篇不是偏激的。錢理群、王得後兩先生在編《魯迅雜文全編》一書時，曾用否定性、攻擊性、偏激性、隱蔽性來概括魯迅雜文的特色，而論述偏激性的筆墨最多。魯迅說過：“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存在於偏頗之中，是真理唯一的存在形式。魯迅雜文中有許多全稱否定，如“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儒”、“道教”、“老年”、“導師”等。用學者們的學術眼光來看，這些判斷大都是靠不住的。但魯迅不考慮結論的“永恆價值”，而追求“迎頭一擊”的殺傷力。正如只有霹靂閃電能劃破黑漆漆的夜空，也只有偏激的文章才能打破文明的醬缸，救出在醬缸中掙扎的孩子。魯迅斥責中國的“中庸”之徒及其攻擊偏激時，說：“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他在《華蓋集》的《小引》中還說：“這裡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奧義和人生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片劑，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
“寫下來”的結局是引發一場接一場的筆戰。在一個“面子”王國，“面子”的價值遠遠高於真理。魯迅的雜文對事不對人，而且不像《紅樓夢》苦心設置“賈雨村言”（假雨村言），往往直接點名，即使是他尊重的老校長蔡元培、授業的恩師章太炎、好朋友劉半農、北大同事胡適，有他所不認同的地方，他也“不為尊者諱”地直接點名批評。於是，他人撰文攻擊他時常有“人格陰毒”、“思想偏激”之語。今人站著說話不腰疼，也開始“反思”魯迅的“不寬容”。先生真的“不寬容”嗎？我記得韓毓海曾在一篇文章中憤慨地反問：誰又寬容過魯迅？
生活在這樣的國度，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偏激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思考方式和言說方式。偏激是一條九曲回腸的山路，一般人是沒有膽量去走的。“要辯證地看問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風霜染兩鬢的老人們常說這句話。我卻想，道路固然曲折，前途卻未必光明。魯迅曾告訴他心愛的學生；“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常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確偏向這做絕望的抗戰，所以有許多偏激的聲音。”我一向覺得，貓頭鷹及烏鴉的叫聲比夜鶯的歌唱更動聽。星斗一串一串地墜落，我甘做被大多數人厭惡的貓頭鷹或烏鴉，在那天邊的黑夜裡，發出嘶啞的聲音。摘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4/4/7/n503439.htm
中國人並不存在一種足以改變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會的內部力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人只有變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會和文化的本質。正因為他覺醒了，他卻被這社會的‘正常人’指為‘狂人’。雖然狂人被描寫成一個特別勇敢的、敢於向整個社會挑戰的形象，但他同時也是個悲劇形象。他的覺醒使他變成無用，使他與社會其他成員不能溝通，他的批評也不能生效。這就存在著矛盾：不覺醒，不從社會影響下解放出來，就不能和吃人主義決裂；而一旦覺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無力改造這個社會和文化。”魯迅終生都沒有擺脫這種無所不在的“無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盡管熟睡的人們把他當作可惡的驚夢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魯迅本能地拒斥著“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貓頭鷹、駱駝，正是這些動物的身上，他尋找到了一個更真實的自我。
辯證法是雜文的死敵。在一個辯證法被當作匾額高高掛起的國度裡，我很難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時具備川、魯、湘、粵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麼，廚師只好什麼佐料也不放。在報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個人寫的，甲與乙一模一樣，乙與丙大同小異，正如李敖批評台灣政界人士講話的方式：“他們除了各自發音上的不同，沒有任何內容上的不同，這是很可惡的。我們應該有表達個性的語言，但中國的官場和中國的黨棍政客們，都太缺少表達個人鋒芒和立場的講話，幾乎全都濫套。我們應該多鼓勵有個性、有所不同的語言表達。”無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然而，在我看來，個性、智慧、想象力和創造力與人的年齡不僅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偏激是雜文的精髓，在我的心目中，專門用來形容青年人的“偏激”卻是一個褒義詞。“世故”的魯迅，有一顆青年的心，他的文章沒有一篇不是偏激的。錢理群、王得後兩先生在編《魯迅雜文全編》一書時，曾用否定性、攻擊性、偏激性、隱蔽性來概括魯迅雜文的特色，而論述偏激性的筆墨最多。魯迅說過：“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存在於偏頗之中，是真理唯一的存在形式。魯迅雜文中有許多全稱否定，如“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儒”、“道教”、“老年”、“導師”等。用學者們的學術眼光來看，這些判斷大都是靠不住的。但魯迅不考慮結論的“永恆價值”，而追求“迎頭一擊”的殺傷力。正如只有霹靂閃電能劃破黑漆漆的夜空，也只有偏激的文章才能打破文明的醬缸，救出在醬缸中掙扎的孩子。魯迅斥責中國的“中庸”之徒及其攻擊偏激時，說：“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他在《華蓋集》的《小引》中還說：“這裡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奧義和人生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片劑，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
“寫下來”的結局是引發一場接一場的筆戰。在一個“面子”王國，“面子”的價值遠遠高於真理。魯迅的雜文對事不對人，而且不像《紅樓夢》苦心設置“賈雨村言”（假雨村言），往往直接點名，即使是他尊重的老校長蔡元培、授業的恩師章太炎、好朋友劉半農、北大同事胡適，有他所不認同的地方，他也“不為尊者諱”地直接點名批評。於是，他人撰文攻擊他時常有“人格陰毒”、“思想偏激”之語。今人站著說話不腰疼，也開始“反思”魯迅的“不寬容”。先生真的“不寬容”嗎？我記得韓毓海曾在一篇文章中憤慨地反問：誰又寬容過魯迅？
生活在這樣的國度，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偏激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思考方式和言說方式。偏激是一條九曲回腸的山路，一般人是沒有膽量去走的。“要辯證地看問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風霜染兩鬢的老人們常說這句話。我卻想，道路固然曲折，前途卻未必光明。魯迅曾告訴他心愛的學生；“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常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確偏向這做絕望的抗戰，所以有許多偏激的聲音。”我一向覺得，貓頭鷹及烏鴉的叫聲比夜鶯的歌唱更動聽。星斗一串一串地墜落，我甘做被大多數人厭惡的貓頭鷹或烏鴉，在那天邊的黑夜裡，發出嘶啞的聲音。摘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4/4/7/n5034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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