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傲的風…瘋狂之島

　　中國的帝國制度由秦始皇開創。直到1911年的武昌起義，帝國制隨著大清王朝一起倒下。問題是，帝國制度為什麼會亡?帝國制度果真就一無是處嗎?如果當真一無是處，它為什麼會被創造出來，會被我們民族認可，會延續了那麼長的時間?我們要反省的不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個帝國制度，是帝國的邏輯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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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專訪
http://book.sohu.com/20051220/n241035347.shtml

在恆變的歷史中玩味恆久的人性

　　以恆久的人性把握恆變的歷史易中天 我不是余秋雨 易中天，籍貫湖南長沙，1947年生人。

　　1965年，高中畢業的易中天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插隊，後來考取武漢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

　　易中天長期從事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於文學、藝術、美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均有涉獵。作品有《閒話中國人》、《中國的男人與女人》、《讀城記》、《品人錄》、《書生意氣》、《破門而入》、《艱難的一躍》等隨筆體學術著作，還寫了諸多雜文，甚至還寫小說。


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百度貼吧裡有個「易中天吧」，易中天的擁躉們，有人自稱「意粉」，也有人自稱「乙醚」。那麼，易中天是做什麼的？

　　乍看起來，易中天似乎什麼都做，他很忙。2005年的他，除了在全國各地演講以外，還出了一本新書，贏了一場官司。

　　新書《帝國的惆悵——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與人性》才出版4個月就賣了5萬冊。

　　官司贏了。2004年8月，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海默編寫的《中國城市批判》一書，因為抄襲了易中天《讀城記》一書4600餘字，被易中天告上法院，索賠26.8萬元人民幣。經調解，易中天的索償額降到人民幣110元，意謂「著作權維權110」，這場官司最終以庭外調解告終。

　　十年前，易中天開始琢磨如何讓學術走進市場、走進社會，所以寫了許多看起來不那麼「學術」但反響很大的文字。
　　該書也可以算作是易中天第一次與央視《百家講壇》合作的結晶，其中部分內容以《百家講壇》「漢代人物風雲」系列講座為模板，通過中國傳統社會政治與人性的衝突，解讀帝國體制的來龍去脈，歷朝歷代改革派的命運沉浮……

　　歷史成敗，繫於制度 記者：現在很多人研究歷史，事實上的著眼點卻在於現實，比如吳思的「潛規則」。你的興趣是什麼？

　　易中天：我的興趣是刨根問底。比如黃仁宇先生說，中國古代的問題在於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我要回答的是，為什麼會以道德代替法制，這是我的興趣所在。至於如何以法制代替道德，這不是我要做的事兒。

　　不客氣地說，現在很多史學著作中材料羅列很多，但沒有靈魂，沒有線索，與其說是史學著作，不如說是史料學著作。

　　這個靈魂和線索，我認為就是邏輯，所謂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打個比方，一粒種子種下去，接下來會生根，發芽，長枝，長葉，開花，結果……這個過程就是歷史。一切過程已經埋伏在種子裡了，我的研究就是把種子裡面的基因找出來。

　　記者：在《帝國的惆悵》裡你講述了晁錯、王安石等歷史上的改革者，這些改革往往都以失敗告終，為什麼？

　　易中天：歷史上的改革者，用黃仁宇先生的話說，不是身敗就是名裂，或者是身敗兼名裂。這些悲劇人物能夠反映出我們這個民族走過的路，能夠總結出我們今天必須避免的東西，這就是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

　　歷史上的改革表明，發展到最後，成敗不取決於一兩個人，而取決於制度。比如王安石的改革。宋神宗受過西夏和遼的屈辱，一直想對西北用兵，但是國庫裡沒錢。大家都想增加財政收入，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馬光的節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你要抗衡一大批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司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國庫收入的辦法，最終只能盤剝老百姓。

　　司馬光、蘇東坡反對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的青苗法，本來是一種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標，青苗法就推不動；一下指標，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指標就不顧一切。最後的結局是個悖論，兩難。王安石雖然有機會變法，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所以我說，不管什麼朝代，改革派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於制度設計。如果那個時候能夠做到王安石上台，司馬光監督；司馬光上台，王安石監督，那他們推行改革時就不會大刀闊斧，而是小心謹慎。中國的經驗表明：改革不能大刀闊斧，只能循序漸進。

　　記者：這個歷史結論就是你對現實問題的方略嗎？

　　易中天：意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而我認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定是有歷史感的，一個偉大的人物也一定是有歷史感的，我們割不斷歷史。

　　我認為，解決問題的前提是要弄清楚問題何以產生，否則就只能治標不治本。想治本就要研究「本」。我不指望我的著作能解決現實問題，只指望為那些試圖解決現實問題的人提供歷史的依據和參照。

　　人性的概念我說不出來 記者：有人認為，你在《百家講壇》之所以受歡迎，主要是因為你「大話」歷史的表達方式能夠有效地還原歷史現場感。

　　易中天：我的想法就是還原歷史，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情境是很重要的，比如人到了五星級酒店肯定不會隨地吐痰、扔煙頭，因為整個環境會給你一種文明的暗示和壓力。我是學文學出身的，我覺得面對歷史，首先要去感受它的血肉和肌理，其次才談得上研究。

　　很多研究歷史的人，把歷史當作一具屍體，放在解剖台上，用解剖刀一點一點地切割，取出腎臟、肝臟、心臟來研究。這也許是一種方法，但我不太喜歡。

　　記者：對你進入歷史、解讀歷史的方式，有人認為屬於「戲說」。另外，你能確定你還原的歷史現場和歷史細節就是真實的嗎？

　　易中天：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要求，第一個被槍斃的不是我，應該是司馬遷。沒人說《史記》不好吧？漢武帝時代的歷史，我們且認為是司馬遷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但是在此之前的那些故事，包括人物的對話、語氣是從哪裡來的？我請這些批評我的人回答這個問題。

　　不管歷史怎麼發展，有一條是永恆的，那就是人性。所以我有個說法：秦時明月漢時關。不管是秦時的關、漢時的關、唐時的關、宋時的關，這些關都會變，但明月不變。明月就是永恆的人性。所以，我講歷史的方式可以總結成四句話：「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最後落腳在人性上。

　　記者：能否大致描述一下，您所認為的人性是什麼概念？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的人性，有哪些最突出的、與眾不同的特點？中國的哪些文化品質具有跨越時間、超越地域的恆久價值？

　　易中天：有人問聖·奧古斯丁，時間是什麼？聖·奧古斯丁說，時間我是知道的，但要我說是什麼，我就說不上來了。同樣，你問我人性是什麼，我是知道的，而且恐怕地球人都知道，但問我人性是什麼概念，我就說不上來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人性是相同的，也是永恆的。歷史是會變化的，人性是不變的。歷史的條件變了，人性的表現也會變。怎麼變呢？你看書好了。

　　我們的先哲都在尋找不變人性的基本特徵。比如孟子就列了四條：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惻隱之心就是「仁」，羞惡之心就是「義」，恭敬之心就是「禮」，是非之心就是「智」。所以孟子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就是說，這四條，是永恆的、共同的人性。但這只是儒家的看法，未必正確，所以這是個難題。

　　記者：五四以來對於「民族性」的反思，疑點頗多。有人自稱秉承五四精神，甚至從人性層面對中國人、中國歷史、中國文化進行了否定。我想，任何一門嚴肅的人文學科，也不會將落後歸咎於人性的低下。如何在既保持反省精神，又不過分自虐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易中天：人性和國民性是兩個概念。所以不同文化的人，他們的人性仍然是基本相同的，但文化性卻未必相同。文化是什麼？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人都要生存，都要發展，這就是「同」。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卻有不同的方式，這就是「異」。人性相同，文化相異，這就叫「求同存異」。求同存異就是「和諧」。所以你問的那個平衡點，我看就是和諧。什麼是「和諧」呢？和諧就是「多樣統一」。首先是「多樣」，然後是「統一」。如果沒有「多樣」，那就不能叫「和諧」，也沒有「統一」，只能叫「單一」了。「單一」不是我們民族追求的目標，也不是理想境界，而是通向死亡之路。我們的先哲早就說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就是說，只有多樣，才有生命力。如果一點不同方式、不同形態、不同聲音都沒有，大概就該死了。

　　那麼，「多樣」又如何「統一」呢？很簡單，就是統一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因為這是文化之本，也是人性之根。但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卻可以而且應該有不同的方式。沒有不同方式，那不叫「統一」，叫「一統」。統一是好的，一統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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