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自嚴又陵、康有為、梁啟超以降，在推動中國現代化運動上和歷史性的變動上，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多多少少有所貢獻。到了五四運動，這一發展到達一個新的高峰。從清末到1949年為止，就我們所知，中國知識分子對新知識的灌輸，新思想的介紹，新觀念的啟迪，新制度的推行，風俗習慣的改革，都表現了罕有的熱誠和高度的銳氣。中國近代和現代知識分子在近代和現代中國歷史的舞台上，曾扮演著新時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幾何時，面目全非，斯人憔伸1於今，一部分知識分子飄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識分子被穿上緊身夾克，一部分知識分子過著賽蹙淡漠的歲月。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涼風起天末，草枯木黃，無邊落葉紛紛下。只有三幾片傲霜葉，高掛枝頭，在寒風裡顫抖，任慢步懷古的詩人悲吟！
中國知識分子是失落了!
何以失落?
這一大變遷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簡單的因素形成的。這—大變遷是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而為時代的變遷之一環。從知識分子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舉幾種重要的原因：第一，與傳承脫節。第二，與社會及家庭脫節。第二，與經濟來源脫節。第四，與現實統治建構及行動人物脫節。有這麼多的脫節，於是知識分子紛紛變成脫節人。關於第一、第二和第三這三種原因，從我在前面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裡所說的可以推論出來，我無須在這裡進一步作瑣細的分述。我現在所要說的是第四種原因。
中國近幾十年的巨大變動帶有濃厚的群眾運動之色彩。群眾性的運動之發展趨向，通常經由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宣傳。第二個階段是是組織。第三個階段是新的權力形態可能出現。在頭兩個階段，有兩種人物居於主導地位：一種人物是狂熱分子；另一種人物是觀念之士[3]。當然，有時一個人既可以是狂熱分子又可以是觀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開，有兩種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熱分子而不是觀念之士，有的人是觀念之土而不是狂熱分子。第二，據我的經驗所及，如果一個人的某些觀念太清楚了，常狂熱不起來。在第二個階段裡，即在組織階段，常有—種潛在的行動人物(potentialman of actlon)。這種人物常常隱身在組織中，職卑位低，不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個階段，如果有新的權力形態出現，那末這種潛在的行動人物可能脫穎而出，成為實際的形動人物(actualmanof action)。所謂實際的行動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計劃家，以及作最後決定的人等等。
在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除了狂熱分子以外，是觀念之士的黃金時代。所謂「觀念之士」即是「搞觀念的人」。例如，好談主義學說的人，愛演說的人，擅長寫文章著書立說的人。這一類的人物我們送他們一塊招牌，叫做「觀念人物」。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傳、扇動、激勵這一類的汽油。因此，這一期間所需要的是新的觀念啟發，貶抑既存制度，對人眾提供理想社會的藍圖，作海闊天空式的諾言，開列偉大的空頭支票，種種等等。這些工作觀念人物具優為之，而實際的行動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觀念人物得以長才大展，頭角崢露。至少在表面上，這類人物此時居於主導地位。因此他們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滿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權力形態出現，就是該換主角演員的時候了。到了這一階段，就是實際的行動人物登台的時候了。可是，從初期階段到權力形態出現的階段，中間並沒有明顯的形跡可分，同時觀念人物滿腦袋還是幻想。在事實上。從權力的鞏固著眼，群眾性的運動確有收場的必要。因為，群眾性的運動是象洪水一般的盲力。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師導來衝垮舊的統治建構，也未嘗不可導來衝垮新的統治建構。在這一轉形的過程中，從事鞏固權力的實際行動人物首先要設計「收拾」的就是帶頭的狂熱分子，其次就是鼓動性的觀念人物。所以，緊接著舊的統治建構瓦解而新的統治建構成立時，往往發生內部的「權力鬥爭」或「整肅事件」。實際的行動人物富於對付人的經驗，頭腦冷靜，精於計算，且行動不為自己口裡所標尚的主義所拘限。狂熱分子則沉醉於狂熱之中。觀念人物則執著於自己的觀念，從觀念的展望孔裡延伸出對將來世界的美麗圖像。這兩種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權力鬥爭」中常非行動人物的敵手。
中國近幾十年來，實際的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之間的悲歡離合有發人深省之處。在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裡，依前所述，根本就沒有培養西方意義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知識分子。小而言之個人的名位利祿，大而言之對國家、社會、倫教的責任感，在在都難使中國知識分子與觀實政治絕緣。 於這一關聯上，中國知識分子享有比較特殊的社會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較特殊的挫敗。這類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來似乎更深。因為，如前所說，社會文化的動亂逼著他們紛紛走出書房。為脫節的他們自己尋覓新的安排。在這一情態之中，他們很難完全擺脫前人走過的舊路。在背後的這一因素推動之下，恰好又要拚命去追求如前所說國族諸大問題的解決。陳伯莊說：「最為中國社會獨具的，而在一部中國歷史上佔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從封建消滅而入於大統一的中國，無統治階級統治部族的特殊擁護，而孤立於上的皇室，君臨版圖極大而社會結構以宗法農村為主體的中國，士大夫階級一直是中國的准統治階級。他們從政問政的性格最發達，不是想做『大臣』，即想做『權臣』。經過近代意識的轉變，『大臣』即是救國志士，『權臣』便是政黨領袖。……④」近代「打天下」需要「一套理想」。談「理想」是中國近代許多知識分子的樂事和特長。所以，在變革運動的初期他們得到實際的行動人物借重，因而這兩種人物⑤大致可以相處得不錯。可是，等到新的統治結構出現以後，實際的問題逐漸來臨，理想的問題逐漸退色，權力的一元化問題成為轉變的樞紐。隨著這一轉變，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無法不起分化。在觀念人物之中，比較堅持原有理想而自認為目的已達的人又變為輔治階層。比較堅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種被誘拐(being betrayed)的感覺。當有別的機會時，這類的人可能投奔別的公司行號。第—流而又有獨自思想的人，不是別立門戶，就是遺世獨立。
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的這種分化實在是動理(dynaml—sm)上不易避免的結果。因為，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不僅在基本的想法上不同，而且在性格形成方面也不同。他們是一個運動中的兩種異質要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
行動人物的基本興趣是成功。至於怎樣成功的。使用什麼手段成功的，是否由於因緣時會，是否由於巧取豪奪，對於這些問題他們認為是些空洞的問題。他們對於空洞的問題向來不感興趣。行動人物在必要時也標榜一些主張。他們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作用是把主張當做結納精幹並吸引人眾的工具。至於標榜的主張是否實行，那要看對他們同他們的團體是否有利。他們口裡似乎也強調理想，但是他們更重視現實的人身崇拜。當著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裝飾時，他們拉攏理想。當著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時，他們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閣。所謂意底牢結，他們弄成一種制度化的心理。所謂制度化的心理，就是一個團體或組織以內的每個分子必須共同承認的成文的甚或不成文的那些前題。既然如此，他們不太注意到這些前題的本身是否為真，而只注意到是否為團體所要求而且大眾是否承認。即今這些前題是假的，但是，既然團體是這麼要求而且大眾又這麼承認，所以也就是真的。既然這些前題是真的，於是在勢力圈內的任何個人也得承認他們是真的。這種「真理觀「的作用是為了抒發團體的意志，維持建制的尊嚴，並且延續組織的存在。在這一關聯中，所謂的「真理」與權威是不分的。行動人物的這種真理觀與科學上的真理觀很不相同。科學上的真理觀是：一個語句如果合於某一事實，那末它便是真的。最低限度，這種真理觀不受情感的播動和意志的支配。行動人物的真理觀是：因為我們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於是否合於事實那是次要的問題。就事論事，這只能算是一種團體應迫(group imperative)。
正如霍弗爾(Eric Hoffer)所說的⑧，真正的行動人物並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佔有世界。他的內在行動是要掌握和控制，並令既得權力能夠行使。在這類要求之下，他要以制度來規範人眾的行為。人眾的任何重要的自發活動都在可疑因而當禁之列。在對付人眾時，他們好訴諸鎮制力和官司制度。因為，使用這類工具最可靠。為了保持權力，他們可以用自己創造的方法，可以用外來的方法，可以用古舊的方法，甚至也可以用敵人的方法。這麼一來，彼等於不知不覺之間，變成了為權力而權力。
觀念人物在一個動盪時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評既存制度的權威，為新的信仰之普及而開路。真正的觀念人物視追求真理為一重要的事。照他們看來，上述行動人物的真理觀簡直荒謬到不能忍受。他們常視理想為第一。人身常置於理想之下。一切為理想。一切努力向理想集中。有些觀念人物好爭辯，樂於看到不同的思想之衝突。正如霍弗爾所說⑦，他們提出一個主張時，用意在炫耀才華，或希圖驚世駭俗。「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般而論，觀念人物渴望受到尊重。中國的觀念人物，受傳統影響，渴望出人頭地。當他們得不到這些滿足時，不是離異了自己，便是遠避了實現。
從上面的陳列看來，真正的觀念人物和行動人物有內在心性上的不調和。當勢利抬頭時，真理一定遠避。就一特定的情況而言，真正的觀念人物是對付不了行動人物的。由於前面所提到的中國知識分子與傳承脫節，與社會及家庭脫節，與經濟來源脫節，再加上因與行動人物脫節而與權位脫節，於是變成脫節人。脫節人最易陷於脫序(Anomie)的空虛之中。
柏遜斯(Talcott Par80ns)認為脫序乃「倫范秩序之全部崩解。[8]」他說建構化有程度的差別，脫序也有程度的差別。麥爾頓(Robert K．Merton)把脫序視為「不穩定」且與正式的「反道德化」，即「反制度化」，有關。[9]
墨克斐(R．M. Maclver)很注意脫序問題。在他的一本名著中，他用兩章來討論這個問題⑩。從心理的次元著想，脫序是一種反社會的程序。脫序的人退縮到他的自我之中，他對社會的—切軌範都不信任。腮序並不止於無法律而已。脫序的心理狀態是由一個人的道德連根拔起造成的。脫序的人不再有任何標準，他只受一些不相聯屬的驅力所驅使。他不復有聯續感、義務感及對群體的責任感。「他嘲笑別人的價值。他唯一的信持乃否定的哲學(thephilosophy of denial)。他生活在既無將來又無過去的一條窄線上。」「他們在年青時代被他們的環境，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夢幻，他們的希望，所撕碎。他們必得面對吃力而又冗長討厭的工作，……」這是墨克斐對脫序者的描寫。[11]
中國知識分子是失落了!
何以失落?
這一大變遷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簡單的因素形成的。這—大變遷是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而為時代的變遷之一環。從知識分子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舉幾種重要的原因：第一，與傳承脫節。第二，與社會及家庭脫節。第二，與經濟來源脫節。第四，與現實統治建構及行動人物脫節。有這麼多的脫節，於是知識分子紛紛變成脫節人。關於第一、第二和第三這三種原因，從我在前面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裡所說的可以推論出來，我無須在這裡進一步作瑣細的分述。我現在所要說的是第四種原因。
中國近幾十年的巨大變動帶有濃厚的群眾運動之色彩。群眾性的運動之發展趨向，通常經由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宣傳。第二個階段是是組織。第三個階段是新的權力形態可能出現。在頭兩個階段，有兩種人物居於主導地位：一種人物是狂熱分子；另一種人物是觀念之士[3]。當然，有時一個人既可以是狂熱分子又可以是觀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開，有兩種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熱分子而不是觀念之士，有的人是觀念之土而不是狂熱分子。第二，據我的經驗所及，如果一個人的某些觀念太清楚了，常狂熱不起來。在第二個階段裡，即在組織階段，常有—種潛在的行動人物(potentialman of actlon)。這種人物常常隱身在組織中，職卑位低，不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個階段，如果有新的權力形態出現，那末這種潛在的行動人物可能脫穎而出，成為實際的形動人物(actualmanof action)。所謂實際的行動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計劃家，以及作最後決定的人等等。
在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除了狂熱分子以外，是觀念之士的黃金時代。所謂「觀念之士」即是「搞觀念的人」。例如，好談主義學說的人，愛演說的人，擅長寫文章著書立說的人。這一類的人物我們送他們一塊招牌，叫做「觀念人物」。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傳、扇動、激勵這一類的汽油。因此，這一期間所需要的是新的觀念啟發，貶抑既存制度，對人眾提供理想社會的藍圖，作海闊天空式的諾言，開列偉大的空頭支票，種種等等。這些工作觀念人物具優為之，而實際的行動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觀念人物得以長才大展，頭角崢露。至少在表面上，這類人物此時居於主導地位。因此他們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滿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權力形態出現，就是該換主角演員的時候了。到了這一階段，就是實際的行動人物登台的時候了。可是，從初期階段到權力形態出現的階段，中間並沒有明顯的形跡可分，同時觀念人物滿腦袋還是幻想。在事實上。從權力的鞏固著眼，群眾性的運動確有收場的必要。因為，群眾性的運動是象洪水一般的盲力。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師導來衝垮舊的統治建構，也未嘗不可導來衝垮新的統治建構。在這一轉形的過程中，從事鞏固權力的實際行動人物首先要設計「收拾」的就是帶頭的狂熱分子，其次就是鼓動性的觀念人物。所以，緊接著舊的統治建構瓦解而新的統治建構成立時，往往發生內部的「權力鬥爭」或「整肅事件」。實際的行動人物富於對付人的經驗，頭腦冷靜，精於計算，且行動不為自己口裡所標尚的主義所拘限。狂熱分子則沉醉於狂熱之中。觀念人物則執著於自己的觀念，從觀念的展望孔裡延伸出對將來世界的美麗圖像。這兩種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權力鬥爭」中常非行動人物的敵手。
中國近幾十年來，實際的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之間的悲歡離合有發人深省之處。在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裡，依前所述，根本就沒有培養西方意義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知識分子。小而言之個人的名位利祿，大而言之對國家、社會、倫教的責任感，在在都難使中國知識分子與觀實政治絕緣。 於這一關聯上，中國知識分子享有比較特殊的社會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較特殊的挫敗。這類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來似乎更深。因為，如前所說，社會文化的動亂逼著他們紛紛走出書房。為脫節的他們自己尋覓新的安排。在這一情態之中，他們很難完全擺脫前人走過的舊路。在背後的這一因素推動之下，恰好又要拚命去追求如前所說國族諸大問題的解決。陳伯莊說：「最為中國社會獨具的，而在一部中國歷史上佔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從封建消滅而入於大統一的中國，無統治階級統治部族的特殊擁護，而孤立於上的皇室，君臨版圖極大而社會結構以宗法農村為主體的中國，士大夫階級一直是中國的准統治階級。他們從政問政的性格最發達，不是想做『大臣』，即想做『權臣』。經過近代意識的轉變，『大臣』即是救國志士，『權臣』便是政黨領袖。……④」近代「打天下」需要「一套理想」。談「理想」是中國近代許多知識分子的樂事和特長。所以，在變革運動的初期他們得到實際的行動人物借重，因而這兩種人物⑤大致可以相處得不錯。可是，等到新的統治結構出現以後，實際的問題逐漸來臨，理想的問題逐漸退色，權力的一元化問題成為轉變的樞紐。隨著這一轉變，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無法不起分化。在觀念人物之中，比較堅持原有理想而自認為目的已達的人又變為輔治階層。比較堅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種被誘拐(being betrayed)的感覺。當有別的機會時，這類的人可能投奔別的公司行號。第—流而又有獨自思想的人，不是別立門戶，就是遺世獨立。
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的這種分化實在是動理(dynaml—sm)上不易避免的結果。因為，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不僅在基本的想法上不同，而且在性格形成方面也不同。他們是一個運動中的兩種異質要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
行動人物的基本興趣是成功。至於怎樣成功的。使用什麼手段成功的，是否由於因緣時會，是否由於巧取豪奪，對於這些問題他們認為是些空洞的問題。他們對於空洞的問題向來不感興趣。行動人物在必要時也標榜一些主張。他們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作用是把主張當做結納精幹並吸引人眾的工具。至於標榜的主張是否實行，那要看對他們同他們的團體是否有利。他們口裡似乎也強調理想，但是他們更重視現實的人身崇拜。當著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裝飾時，他們拉攏理想。當著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時，他們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閣。所謂意底牢結，他們弄成一種制度化的心理。所謂制度化的心理，就是一個團體或組織以內的每個分子必須共同承認的成文的甚或不成文的那些前題。既然如此，他們不太注意到這些前題的本身是否為真，而只注意到是否為團體所要求而且大眾是否承認。即今這些前題是假的，但是，既然團體是這麼要求而且大眾又這麼承認，所以也就是真的。既然這些前題是真的，於是在勢力圈內的任何個人也得承認他們是真的。這種「真理觀「的作用是為了抒發團體的意志，維持建制的尊嚴，並且延續組織的存在。在這一關聯中，所謂的「真理」與權威是不分的。行動人物的這種真理觀與科學上的真理觀很不相同。科學上的真理觀是：一個語句如果合於某一事實，那末它便是真的。最低限度，這種真理觀不受情感的播動和意志的支配。行動人物的真理觀是：因為我們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於是否合於事實那是次要的問題。就事論事，這只能算是一種團體應迫(group imperative)。
正如霍弗爾(Eric Hoffer)所說的⑧，真正的行動人物並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佔有世界。他的內在行動是要掌握和控制，並令既得權力能夠行使。在這類要求之下，他要以制度來規範人眾的行為。人眾的任何重要的自發活動都在可疑因而當禁之列。在對付人眾時，他們好訴諸鎮制力和官司制度。因為，使用這類工具最可靠。為了保持權力，他們可以用自己創造的方法，可以用外來的方法，可以用古舊的方法，甚至也可以用敵人的方法。這麼一來，彼等於不知不覺之間，變成了為權力而權力。
觀念人物在一個動盪時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評既存制度的權威，為新的信仰之普及而開路。真正的觀念人物視追求真理為一重要的事。照他們看來，上述行動人物的真理觀簡直荒謬到不能忍受。他們常視理想為第一。人身常置於理想之下。一切為理想。一切努力向理想集中。有些觀念人物好爭辯，樂於看到不同的思想之衝突。正如霍弗爾所說⑦，他們提出一個主張時，用意在炫耀才華，或希圖驚世駭俗。「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般而論，觀念人物渴望受到尊重。中國的觀念人物，受傳統影響，渴望出人頭地。當他們得不到這些滿足時，不是離異了自己，便是遠避了實現。
從上面的陳列看來，真正的觀念人物和行動人物有內在心性上的不調和。當勢利抬頭時，真理一定遠避。就一特定的情況而言，真正的觀念人物是對付不了行動人物的。由於前面所提到的中國知識分子與傳承脫節，與社會及家庭脫節，與經濟來源脫節，再加上因與行動人物脫節而與權位脫節，於是變成脫節人。脫節人最易陷於脫序(Anomie)的空虛之中。
柏遜斯(Talcott Par80ns)認為脫序乃「倫范秩序之全部崩解。[8]」他說建構化有程度的差別，脫序也有程度的差別。麥爾頓(Robert K．Merton)把脫序視為「不穩定」且與正式的「反道德化」，即「反制度化」，有關。[9]
墨克斐(R．M. Maclver)很注意脫序問題。在他的一本名著中，他用兩章來討論這個問題⑩。從心理的次元著想，脫序是一種反社會的程序。脫序的人退縮到他的自我之中，他對社會的—切軌範都不信任。腮序並不止於無法律而已。脫序的心理狀態是由一個人的道德連根拔起造成的。脫序的人不再有任何標準，他只受一些不相聯屬的驅力所驅使。他不復有聯續感、義務感及對群體的責任感。「他嘲笑別人的價值。他唯一的信持乃否定的哲學(thephilosophy of denial)。他生活在既無將來又無過去的一條窄線上。」「他們在年青時代被他們的環境，他們的經歷，他們的夢幻，他們的希望，所撕碎。他們必得面對吃力而又冗長討厭的工作，……」這是墨克斐對脫序者的描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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