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傲的風…瘋狂之島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27/n1238658.htm

尼采說：上帝死了——死於一切價值的重估中。

福科說：人死了——死於權力和知識的共謀中。

利奧塔說：知識死了——死於後現代的解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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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恩妥耶夫斯基是俄羅斯的偉大作家。
《雙重人格》的主人公戈利亞德金為人比較正派，行為還算高尚，
在自己的想像中幻化成另一個與他生得一模一樣的人。
這個人不僅行為與他大相逕庭，他的內心有「天堂」，但是還有一個「地獄」。
這病態心理搞得他精神分裂。
《地下室手記》中「地下室人」嚮往美與崇高，可是又偏偏淨做壞事。
他認識自己卑劣，卻又甘心墮落。
世界是複雜的，人心也是複雜的，同大海一樣深不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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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最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記述了他的流放生活。在流放地的監獄高牆內，到處是骯髒和恐怖之中的人性之殘忍和無恥，是人在嚴酷監控下的失控、變態乃至瘋狂。
然而，身處人間地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見的天國，堅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靈魂深處，上帝給了他對未來的樂觀確信：
「從監獄高牆也能看得見的天堂，引起他對未來，已非遙遠的未來的嚮往。
這樣的時刻會到來——
監獄，打著烙印的面孔，
非人的辱罵，永恆的毆打，野獸般的長官，
臭氣，污濁，自己和他人不停作響的鐐銬
——
這一切都將結束成為過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將要開始。」

在鐵窗外的廣闊空間與高牆內的狹窄空間之間，
在自由與鐐銬、尊嚴與辱罵、清新與渾濁之間，
上帝的祝福終將降臨。

是對上帝的虔誠而堅定的信仰，給了陀氏在絕境中的希望。
或者說，絕望給人以希望，監禁肉體的牢籠給了精神得以自由翱翔的空間。

小小的地下室裡，住著猥瑣的小人物，以他卑賤的生活和發霉的問題，
向現代的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發起了一次毀滅性的衝鋒。

他懷疑任何確定的自明的結論，不相信類似２+２=４就是真理。
執著於如此極端的懷疑的人，他的生命中一定有某種更堅強更硬朗的內在支撐。
但是，他不懷疑生命的極限，因為他自知無力超越這一界限。
他想尋找到一點燭光，洞照陰鬱、潮濕和霉爛的靈魂空間。

在腐朽的邊緣小心翼翼行走的地下室人，居然預示了２０世紀人類的命運——在２＋２＝４的真理主宰人類的思維之時，種族大屠殺和共產極權橫行於世，而閃光的真理或良知卻對此無動於衷。信仰在哪裡？上帝在哪裡？如果把二十世紀的各類大屠殺解釋為上帝對人類的考驗，這樣的考驗豈不是過於殘忍了嗎？

而以上三位傳統價值的顛覆者的結論，早就蘊含在陀氏的地下室和卑微的小人物之中。

小人物的自我反思，比陀氏其他作品中的所有議論都冷靜，但他的反思卻是反理性的；

《地下室手記》的敘述之混亂，也打破了陀氏慣用的復調手法，
所以在美學上具有鮮明的反風格的顛覆性；

小人物本身的卑微，也一反他的其他人物的布道者角色，
無法用上帝的真理拯救他人，而只能靠靈魂自虐來自我拯救。

貫穿陀氏全部敘述的是一種膽怯而卑微的瘋狂，
一種內向的語無倫次，一種自戕的歇斯底里，而決不針對任何外在的威逼。

在此意義上，卑微者的癲狂恰恰是反癲狂的：
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發展的世紀，也是人對人的征服空前慘烈的世紀，理性主義的真理所導致的是道德的徹底墮落。而陀氏的故鄉俄羅斯，東正教教義被共產教義所吞沒，人們生活在瘋狂的革命和極端的恐怖之下，帶來的是人的尊嚴的徹底掃地，甚至連地下室人的尊嚴都被掃蕩一光。

東方最古老的帝國，自我陶醉地悠閒了幾千年，突然被一隻強有力的鋼鐵之手擊醒，它昏昏沉沉地只是模擬了一下西方人的手勢，便重新回到自己的閹割文化之中，繼續閉上眼睛自吹自擂。沒有上帝的土地，才會樹起「至聖先師」、「偉大、光榮、正確」之類的牌坊。地下室人再猥瑣，卻保持著對榮譽的病態敏感，而住在土谷祠的阿Ｑ則連這種猥瑣都無從企及。他也虛榮，卻麻木不仁，他臨終前一定要劃得圓的虛榮，被發抖的肉體之手所粉碎。除了對死的恐懼，曾經極度虛榮的他，再沒有屬於自己的真實意識和情感。阿Ｑ是一無所有的赤貧，沒有物質世界也沒有精神世界，只有自欺卻欺不了別人的虛榮幻覺。

阿Ｑ的命運是一個民族的寓言，用自欺欺人的謊言寫成的寓言，連他的死也被整體的謊言所吞沒。當過處決人犯的熱心看客的阿Ｑ，終於成了被其他看客們觀看的焦點，如同幫助毛澤東弄死了高崗和彭德懷的劉少奇，最後也在幾億看客的注視下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在這裡，吃人與被吃之間沒有固定的界線，毋寧說，吃人者被吃和被吃者吃人，是所有中國人的雙重命運，無一人能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