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傲的風…瘋狂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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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事，不管有沒有這種才能﹝孫注：領袖才能﹞，講台上的情境，絕對不是證明一個人是不是領袖的適當場所。做教授的，若是覺得自己有義務去當年輕人的顧問，並且也能夠得到年輕人的信任，願他在與青年們個人交往中，堅守這份崗位。假如他感受到召喚，覺得應該介入世界觀或黨派意見之間的鬥爭，讓他出去到生活的市場上去活動：報紙、公開集會、社團，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畢竟，在一個聽眾－甚至連持反對意見的人－被迫保持緘默的場合，表現自己堅持信念的勇氣，是太方便了些。」(韋伯，1991：159)


「只要生命的根據在其自身，須透過其本身方得了解，生命便只知諸神之間永恆的鬥爭。或者說得更直截了當：對生命採取的各種終極而一般性的可能立場，是不可能相容的，因此其間的鬥爭，永遠不可能有結論。這也就是說，在它們之間，必須要下決定。」

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學術當作一種志業
政治當作一種學術
學術當作一種政治

虛榮心是政治家的死敵
「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Eitelkeit)。虛榮心絕對是普遍的，但虛榮是一切切事的獻身和一切距離(在此只對自己的距離)的死敵。」(韋伯，1991：221)
「在學院界和知識界，虛榮甚至是一種職業病。」(韋伯，1991：221)

「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的，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Beruf zur Politk” haven)的人。」(韋伯，1991：237)

，一個人是按照心志倫理的準則行動(在宗教的說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後果則委諸上帝”)，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當事人對自己行動﹝可預見﹞的後果負有責任)，其間有著深邃的對立。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說來不錯，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但要作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野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韌，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作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毅力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dennoch)，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韋伯，1991：238-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