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ncu.edu.tw/~hi/Forum/subjectdisplay.php?fid=11&tid=62
書摘介紹：
清代臺灣古文書契字裡不乏見到漢人以「頭家」稱呼平埔族業主。
漢人移民開墾耕種的土地主要正是取自平埔族。分析漢人佔有與利用番地的制度性安排因此是了解清代臺灣統治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過去有關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間土地租佃習慣的權威性著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的一系列著作－在從事熟番地權（番租）的分類與解說時，過於概括的從現代產權的概念回溯逆推。這種作法未能深入探究番租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經濟背景，因此有不少盲點，以致歸類時不免有所偏差，誤導了後人對熟番地權性質及其變化原因的了解。本書透過釐清番租類型，提供更精確與符合歷史事實的熟番地權分類，並據以說明其演變的歷史過程，同時歸結出族群政治是造成熟番地權制度變化的主因。
就清廷的臺灣統治與熟番地權間的關係，既存的政治經濟分析主要可以歸為「國家剝削論」與「理性國家說」兩類。
兩種學說對於清廷保護（或失於保護）熟番地權的原因以及保護實效所提出的說法明顯牴觸。
本書使用日治初期地籍普查資料和清代相關的官方、民間史料詳加檢證。作者提供的經驗證據，在地理分佈與法規制度上具體呈現了以下的事實：
乾隆中期以前臺灣西部海岸平原的平埔族原領地已幾近流失殆盡，
隨後清廷重新配置平埔族土地於西部平原東側沿山附近邊界一帶，並制定周詳的法規嚴加保護，
以遷入該地帶的平埔族作為隔離漢人與高山族的夾心層，形成三層制的族群分布。
此一經驗事實與國家剝削論所認定的平埔族因不堪壓榨而「流離失所」並不相符，
同時也拒斥了理性國家說裡清廷藉由「順應」平埔族對原領地的土地權利主張而得以維持「族群安定現狀」、遂行「低成本統治」的說法。
新的史料與研究發現導引作者發展出「族群政治說」作為替代性理論。
「族群政治」意指清廷操弄高山族、平埔族與漢人間的關係，以及因之而形成的衝突／結盟過程。
從族群政治的新視角出發，本書詳盡舉證清廷如何透過重新配置熟番地以及界定熟番地權，捏塑族群關係，以利其有效統治。
本書的見解與強調自主性國家理性設計（或普同法則的決定性力量）的說法有別，
作者的歷史制度分析指出，清廷的國家行動不只受限於歷史過程中形成之社會經濟制度，
而且還隨著國家與其他同處於制度內之社會行動者－平埔族、高山族、漢人－的互動而改變。
這種分析視角引伸出互動過程中致生非預期性後果的可能性，因此在解釋架構內也涵蓋了歷史機遇的作用。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學者們發覺，有必要將當代以同一族群來界定政治共同體的「文化主義」（韋伯）
…在傳統的──被上述學者界定為文化主義的──中國意象裡，文化雖然不一定是納入版圖的唯一判準，卻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判準。
即使血緣上不是漢族的種族，只要共同支持與分享儒家的文化，即可被納入為成員。…
中國的文化主義立基於對儒家文化優越性不可動搖的信心。
因為深信儒家思想是一種近悅遠來的文明，中國──自稱為世界中心的國家──服膺的自然是普同主義的原則。
以文化價值作為納入「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判準使得國界的延伸可以無遠弗屆，
包括那些「不識不知」、無緣接觸中華文化的蠻夷，但看他們是否「誠心向化」：
可受、或願受「教化」。教化的可能性在文化主義的理想裡，是判定是否可以納入政治共同體的主要判準。[1]
施添福專重「國家剝削」對熟番地流失的影響。（頁358）
藍鼎元一向被視為開發主義理論的化身。（頁360）
我國古時商業團體之稱謂，有稱會館、公所、公會，甚或單稱為幫者，惟「行郊」之稱，僅見於閔南，而以台灣最盛。
台之「郊」，又曰「行郊」，亦作「郊行」，含有同業公會性質，與我國大陸上之行會頗為類似，
而特異之處則在兼具有地緣性、宗教性、業緣性與血緣性。
所謂「行郊」，行即商行，郊之意義則較為含混，[2]
大稻埕之建街，始於咸豐元年（1851），其時人煙疏落，未成市集，頂下郊拼，
下郊人戰敗，舉族播遷至大稻埕，刻意建設，容納洋商，加速發展，於是拓殖日盛，萬商雲集，
不旋踵間，工商市況已凌駕艋舺之上，嗣後乃有廈郊金同順之組成。
惟淡水河日漸淤淺，不適歐美新式輪船之出入，遂為基隆港所取代。
加以中法戰爭時，劉銘傳為阻止法國兵艦駛入淡水河，於出海口港道沈船，尤增淡水河航行之不便，
於是大稻埕亦趨於衰微。台北三郊兩百年來之滄桑，其榮枯固繫於一水也。（頁212）
漢人移民社會的結構究竟是如何在這兩個不同的空間和時間環境下產生連續和轉化過程，人類學家可能比歷史學家更關心這個問題。[3]
臺灣鸞堂降筆會舉行戒煙（即鴉片），日警起初對鸞堂之降筆戒煙，表面上雖以媱祠、迷信行為視之，
但見其運動之形勢隆盛，疑為一種秘密結社，恐與抗日義軍裏外呼應，排斥日人反抗日本；
且徵之臺灣歷史事例，怕為被有雄心之人所利用，惹起不測之害，
乃由其主管政治思想之高等警察負責偵查、監視、取締。[4]
[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36。
[2] 卓克華，《清代台灣的商戰集團》（台北：臺原出版社，1999年1月），頁31。
[3]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文化出版2006年10月），頁18。
[4] 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2006年4月），頁452。
書摘介紹：
清代臺灣古文書契字裡不乏見到漢人以「頭家」稱呼平埔族業主。
漢人移民開墾耕種的土地主要正是取自平埔族。分析漢人佔有與利用番地的制度性安排因此是了解清代臺灣統治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面向。
過去有關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間土地租佃習慣的權威性著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與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的一系列著作－在從事熟番地權（番租）的分類與解說時，過於概括的從現代產權的概念回溯逆推。這種作法未能深入探究番租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經濟背景，因此有不少盲點，以致歸類時不免有所偏差，誤導了後人對熟番地權性質及其變化原因的了解。本書透過釐清番租類型，提供更精確與符合歷史事實的熟番地權分類，並據以說明其演變的歷史過程，同時歸結出族群政治是造成熟番地權制度變化的主因。
就清廷的臺灣統治與熟番地權間的關係，既存的政治經濟分析主要可以歸為「國家剝削論」與「理性國家說」兩類。
兩種學說對於清廷保護（或失於保護）熟番地權的原因以及保護實效所提出的說法明顯牴觸。
本書使用日治初期地籍普查資料和清代相關的官方、民間史料詳加檢證。作者提供的經驗證據，在地理分佈與法規制度上具體呈現了以下的事實：
乾隆中期以前臺灣西部海岸平原的平埔族原領地已幾近流失殆盡，
隨後清廷重新配置平埔族土地於西部平原東側沿山附近邊界一帶，並制定周詳的法規嚴加保護，
以遷入該地帶的平埔族作為隔離漢人與高山族的夾心層，形成三層制的族群分布。
此一經驗事實與國家剝削論所認定的平埔族因不堪壓榨而「流離失所」並不相符，
同時也拒斥了理性國家說裡清廷藉由「順應」平埔族對原領地的土地權利主張而得以維持「族群安定現狀」、遂行「低成本統治」的說法。
新的史料與研究發現導引作者發展出「族群政治說」作為替代性理論。
「族群政治」意指清廷操弄高山族、平埔族與漢人間的關係，以及因之而形成的衝突／結盟過程。
從族群政治的新視角出發，本書詳盡舉證清廷如何透過重新配置熟番地以及界定熟番地權，捏塑族群關係，以利其有效統治。
本書的見解與強調自主性國家理性設計（或普同法則的決定性力量）的說法有別，
作者的歷史制度分析指出，清廷的國家行動不只受限於歷史過程中形成之社會經濟制度，
而且還隨著國家與其他同處於制度內之社會行動者－平埔族、高山族、漢人－的互動而改變。
這種分析視角引伸出互動過程中致生非預期性後果的可能性，因此在解釋架構內也涵蓋了歷史機遇的作用。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學者們發覺，有必要將當代以同一族群來界定政治共同體的「文化主義」（韋伯）
…在傳統的──被上述學者界定為文化主義的──中國意象裡，文化雖然不一定是納入版圖的唯一判準，卻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判準。
即使血緣上不是漢族的種族，只要共同支持與分享儒家的文化，即可被納入為成員。…
中國的文化主義立基於對儒家文化優越性不可動搖的信心。
因為深信儒家思想是一種近悅遠來的文明，中國──自稱為世界中心的國家──服膺的自然是普同主義的原則。
以文化價值作為納入「中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的判準使得國界的延伸可以無遠弗屆，
包括那些「不識不知」、無緣接觸中華文化的蠻夷，但看他們是否「誠心向化」：
可受、或願受「教化」。教化的可能性在文化主義的理想裡，是判定是否可以納入政治共同體的主要判準。[1]
施添福專重「國家剝削」對熟番地流失的影響。（頁358）
藍鼎元一向被視為開發主義理論的化身。（頁360）
我國古時商業團體之稱謂，有稱會館、公所、公會，甚或單稱為幫者，惟「行郊」之稱，僅見於閔南，而以台灣最盛。
台之「郊」，又曰「行郊」，亦作「郊行」，含有同業公會性質，與我國大陸上之行會頗為類似，
而特異之處則在兼具有地緣性、宗教性、業緣性與血緣性。
所謂「行郊」，行即商行，郊之意義則較為含混，[2]
大稻埕之建街，始於咸豐元年（1851），其時人煙疏落，未成市集，頂下郊拼，
下郊人戰敗，舉族播遷至大稻埕，刻意建設，容納洋商，加速發展，於是拓殖日盛，萬商雲集，
不旋踵間，工商市況已凌駕艋舺之上，嗣後乃有廈郊金同順之組成。
惟淡水河日漸淤淺，不適歐美新式輪船之出入，遂為基隆港所取代。
加以中法戰爭時，劉銘傳為阻止法國兵艦駛入淡水河，於出海口港道沈船，尤增淡水河航行之不便，
於是大稻埕亦趨於衰微。台北三郊兩百年來之滄桑，其榮枯固繫於一水也。（頁212）
漢人移民社會的結構究竟是如何在這兩個不同的空間和時間環境下產生連續和轉化過程，人類學家可能比歷史學家更關心這個問題。[3]
臺灣鸞堂降筆會舉行戒煙（即鴉片），日警起初對鸞堂之降筆戒煙，表面上雖以媱祠、迷信行為視之，
但見其運動之形勢隆盛，疑為一種秘密結社，恐與抗日義軍裏外呼應，排斥日人反抗日本；
且徵之臺灣歷史事例，怕為被有雄心之人所利用，惹起不測之害，
乃由其主管政治思想之高等警察負責偵查、監視、取締。[4]
[1]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頁36。
[2] 卓克華，《清代台灣的商戰集團》（台北：臺原出版社，1999年1月），頁31。
[3] 陳其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文化出版2006年10月），頁18。
[4] 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2006年4月），頁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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