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傲的風…瘋狂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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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孫中山

● 李劼 （進入專欄）   

    一部中國近百年現代史，要說詭異很詭異，要說簡單又很簡單。自辛亥以降，既是在上升，又是在下降。那樣的上升，可以描述為洋務運動開啟的改良進程依然前行，致使整個中國社會得以持續其現代化演進。

    從清室遜位，到國會開張，從帝制復辟的不得人心，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呼百應。而那樣的下降，則由前清遺老王國維作了未卜先知的警告：先共和，後共產。只是這樣的預言在當時甚至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被人注意。人們沉浸在令人眼花瞭亂的一個接一個的革命之中。這些革命一次比一次暴烈，一場比一場兇殘，最後在六、七十年代終於跌入最殘暴的谷底。六十多年過去，中國人直到90年代才突然發現，當年王國維的預言，是多麼的意味深長。倘若說，王國維的自殺乃是先知般的退隱，那麼六十年代諸如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傅雷他們的自殺，幾乎都成了遲到的幡然醒悟。

    革命怎麼會從理想變成罪孽？許多中國人也許至今不曾想明白。一如他們至今沒有弄清楚，那個被國共兩黨奉若神明的孫中山，在歷史上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革命角色。歷史的詭異，總是造成一些角色的含混。而史家筆下的歷史，又總是按照勝利者的意志撰寫，致使刻意的含混不清和黑白顛倒在所難免。在諸如袁世凱和孫中山、汪精衛和蔣介石之類歷史人物的角色對比上，鮮有董狐之筆。

    而民國政治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宋教仁，又是被全然邊緣化的；不是被史家遺忘，便是被漫不經心地一筆帶過。雖然早就有人說過，歷史就像一個被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人們對真相的尋找，也同樣從來沒有間斷過。過於耀眼的角色之所以會最終經不起推敲，是因為由諸多細節組成的歷史，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加以標畫。

    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要說簡單其實很簡單，始終徘徊在改良和革命之間。是勵精圖治，還是造反有理？這可能是梳理中國一百多年歷史的首要提問。幾乎在歷史上走過的每一個風雲人物，都曾在這樣的提問面前，作出自己的回答。根據他們的回答，可以畫出兩個不同的歷史座標：一者是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個比一個造反有理。一者是從曾國藩到李鴻章再到袁世凱，經由半個世紀的沉寂之後，突然又冒出一個鄧小平，前赴後繼地選擇改革開放。

    從這兩個座標上，人們可以看出，其中最為詭異的乃是，改良被革命所扭轉。而最富戲劇性的則是，六十年代的瘋狂革命，會變成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倘若把這百年歷史倒過來看，人們又可以發現，與八十年代的鄧小平終結了毛澤東的革命相反，清末民初的孫文造反打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進程。

    袁世凱毋庸置疑不是一個革命家。從經世致用的延續性上說，袁世凱是曾國藩李鴻章們的傳人。要不是袁世凱在復辟帝制上給自己劃錯句號，此公可能成為二十世紀中國的首席政治家。正如曾國藩的不圖江山以求變革，立意高遠；袁世凱的挾武昌首義之威，以恭請清室遜位，同樣也是前無古人之創舉。此舉不僅中國大一統王朝的替換歷史上前所未有，即便比之於英國的光榮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毫不遜色。一個政治家之於歷史的創造，有時就在於打破因襲的陋習，改變陳舊的遊戲規則。就此而言，從曾國藩，經由李鴻章，最後到袁世凱的改良主義道路，是卓有成效的。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使中國歷史走出原地踏步式的循環，成為可能。然而，這一代改革家的致命侷限在於，相應的改革話語始終缺如。中國式的造反有理，源遠流長。從陳勝吳廣的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乃至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更不用說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個比一個說得頭頭是道。然而改革的話語在哪裡？研習宋明理學出身的曾國藩無言以對，小站練兵起家的袁世凱也不知就裡。正是這樣的話語空白，致使梁啟超、楊度他們似是而非的立憲主張，冠冕堂皇地成了袁世凱重撿皇袍的藉口。

    所謂話語缺如，倒也並非意指沒有出現一言九鼎的思想家。當年日本人在明治維新過程中，也沒有出現改革話語的大思想家，也像中國晚清時期的改良一樣，一代代摸索而成。但是，日本人沒有沉重的傳統棝桎。中國不僅有源遠流長的中央集權專制傳統，還有一個與之相應的孔儒話語體系。不僅如此，更有一個與專制王朝相匹配的江湖造反傳統，兩者構成一個王朝更迭的惡性循環。此外，還有一個與孔儒話語體系互相補充的權謀話語，過去叫做法家理念，彼此交織為一個封閉的思維空間，從而形成一種要麼做奴才、要麼做流氓的文化心理。這樣的結構就國民而言是順民和暴民的對應；就統治者而言，則叫做王道和霸道。所謂王道，便是孔儒的綱常倫理，這是中國文官傳統的主要精神支柱。所謂霸道，便是韓非子式的權謀、並經由《三國演義》為全體中國人所爛熟於心，成為宮廷政變、草莽造反、江山爭奪、王朝易手的權術智術。

    比起日本武士道的直截了當，有類於西方面對面的決鬥傳統，中國式的權謀心術卻極其複雜，十分陰暗，之於人心的敗壞程度，與孔儒禮教可謂不相上下。歷史的這種因襲，致使中國的改良，不得不在思維方式和話語構成上走出儒教和權術構築的封閉空間。因此，改良的思想和改良的話語，變得不可或缺。而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起因所在。

    袁世凱改良在話語上的缺乏，同時又意味著在思維方式上的難以自覺。袁氏改良有如後來的鄧小平改革開放，全然是摸著石子過河。鄧小平摸的是黨天下的石子，而袁世凱則一會兒摸起議會政治，一會兒摸起專制皇權，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塊石子。基於這樣的捉摸不定，袁世凱無法真正讀懂宋教仁在國會的努力究竟意味著什麼。換句話說，袁世凱從宋教仁所致力的議會政治努力中，並沒有十分清晰地意識到其改變中國政治遊戲規則的歷史意味；以致會在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以後，斷然走向皇朝復辟。

袁世凱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孫中山更加看不懂。這樣的看不懂不僅體現於孫中山的拒絕聽從宋教仁建議，拒絕與之並肩從事議會政治，而且更體現在宋教仁被刺之後，孫中山乘機翻臉，發動所謂的二次革命，把中國歷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那種你下去、我上來的歷史輪迴之中。儘管史家大多認定，袁世凱是宋教仁遇害的元兇。但這樣的定論，依然有待確鑿的指證。僅就政治邏輯而言，袁世凱擔心的應該是孫文革命，而不是宋教仁的議會政治。

這就好比在一張牌桌上，贏家擔心的並不是遵守規則的對手，而是可能會翻臉搶檯面的輸家。勸退了清室的袁世凱，其處境有類於當年挾持了漢室的曹孟德。與曹操不同的是，袁世凱並非只是更換一個王朝，而是要重建一個國家。但就政治的謀略而言，袁世凱的面對孫中山以及其他政治力量，與當年曹操面對劉備孫權又十分相像。按照袁世凱的治國方略，能夠相處的政治對手，理當是宋教仁那樣的議會角逐者。

事實上，袁世凱與宋教仁也確實以亦敵亦友的關係彼此相處，並非如後人刻意描述的那麼勢如水火。袁世凱難以把握的乃是突發性的江湖造反。倘若孫中山聽從了宋教仁的勸說，與袁世凱競爭大總統敗北之後，轉而與宋教仁一起從事國會的努力，那麼袁世凱即便感到壓力，也不會擔心對手不按牌理出牌。現代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雙方能否遵守遊戲規則，乃是政治運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無奈習慣江湖造反的孫文，缺乏宋教仁那樣的現代政治意識。孫文雖然口頭上講的是三民主義，但骨子嚮往的卻是洪秀全式的成功。孫文既看不懂袁世凱的政治操作，也不明白宋教仁何以力勸他從事議會政治。只是迫於袁世凱獲得了日本人支持的壓力，孫文一度黯然退場，假裝去從事鐵路建設。及至宋案突發，孫文馬上理直氣壯地回到他的草莽造反，並且乘機以江湖幫會方式整頓革命黨，強迫黨員以按指印的方式效忠老大。

    孫文的如此反應不僅過度，而且過快。所謂過快，是指孫文在沒有完全弄清血案是否確係袁世凱所為之前，就想當然地將袁世凱指責為兇手。這本當有一個司法程序，至少需要一段時間的調查，卻被孫文縮短成一次倉促的發難過程，又旋即走向重新造反。所謂過度，是指即便血案確實該由袁世凱承擔罪責，孫文也依然可以選擇繼續宋教仁未競的議會事業，通過在國會的繼續努力，為中國政治建立新的遊戲規則。然而，孫文卻過快過度作出了二次革命的宣告，倉促得讓人覺得彷彿他早就在期待發生這一幕似的。這樣的倉促，既有一個輸家向贏家追討的嫌疑，又有一個不懂議會政治不喜民主程序無視司法調查的江湖造反者，乘機中斷正在改寫過程中的政治遊戲規則的專橫。

    至於孫文如此氣急敗壞，是否有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也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了。因為袁世凱雖然精於權謀，但從來沒有暗中行刺的紀錄。相反，孫文儘管號稱孫大砲，骨子裡卻非常喜歡耍弄見不得人的陰暗手段，尤其擅長派人行刺，甚至暗殺諸如陶成章那樣的革命同仁和政治異見者。順便說一句，孫文這種喜好暗殺的毛病，後來由蔣介石繼承。蔣介石不僅以行刺發跡（暗殺陶成章），而且以行刺坐大（四一二清黨時暗殺共產黨領袖人物），更以行刺（刺殺汪精衛）成為如日中天的抗戰英雄。 |

    袁世凱的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在於，聽信了立憲勸言。清末民初的政治風雲人物，幾乎全都跟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袁世凱，孫中山，張作霖，汪精衛，蔣介石，包括向袁世凱作立憲進言的梁啟超和楊度。再加上中日之間的恩恩怨怨，中日關係尤其是日本的政治演變，乃是研究民國政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參照。立憲說雖然基於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群雄並起之際，凝聚國人的重心不可或缺，美其名曰：國中不能一日無主，與其讓他人做主，不如自己稱帝，等等；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也應該是一個借鑑的理由。日本的明治維新背景，是從幕府走向天皇，或者說從分散的地方權貴，走向統一的中央集權。

至於後來的兩黨議會，是維新的下一步變革。相比之下，清末民初的中國，首先是結束了王朝統治，其次是開啟了政黨政治。中國歷史至此，無疑是一個悄悄的進步，並且已然站在了現代民主政治的門檻上；只消再向前一步，就可以與日本的政治現代化歷程並駕齊驅。但就是在這最為關鍵的一步上，中國歷史又退了回去。這一步的基本內容在於：是經由英美式的政黨政治，走向民主社會的構建？還是重新回到劉邦項羽、或者朱元璋陳友諒式的爭奪天下？

    復辟帝制以求立憲的選擇，既誤讀了日本的維新，又誤讀了中國的歷史。日本的維新確實以中央集權為前提，但日本天皇的集權本身，卻是順應了改良的要求。結束幕府統治和結束閉關自守，是同一個進程的兩個方面。與此相反，中國的改良卻不是從中央集權開始的，而恰好是從封疆大吏的有所作為起步的。換句話說，中國的改良是從地方開始，當然在朝廷允許的前提之下，然後向上影響到朝廷，再經過戊戌變法的血祭，最後轉化成清室的新政。倘若沒有清室當初作為夷族入主中原的正統性問題，或許清室也可以像明治天皇一樣完成立憲政治的建構。但視漢人為正統的中國人，不願接受清室有如天皇之於日本、或者英國女王之於大不列顛那樣，成為永恆的王朝標記。驅除韃虜的口號，在當時頗為贏得人心，也可說是孫文革命最媚俗最吸引民眾之處。這種對夷族王朝的成見，既有復仇的衝動，又有文化之於國家的本質性定義意味。因為即便入主中原的清室，使用的也是漢族文化，或者說，也被漢文化所同化了；那麼清室又有什麼理由，成為永恆的王朝被世代保存？

    清室立憲的另一個不可踰越的難關在於，日本可以經由天皇的復權，在推動維新的同時，重建其貴族傳統。英國王室的貴族歷史，更是源遠流長。但中國幾千年的王朝更迭，是一部不斷消滅貴族的歷史，不斷將宮廷草莽化的歷史。進關之前的滿清，與當年的蒙古部落，沒什麼兩樣。而這類王室的野蠻，又與劉邦、朱元璋之流的草莽，大同小異。甚至被譽為盛唐英主的李世民，其家族當年也是起自蠻夷。李姓乃賜姓。

    再追溯到當初統一六國的秦朝，其來歷也不屬於華夏文化的宗主。乃至商周之交的有周滅殷，更是一個偏遠之地的諸侯入主文化宗主之國的歷史事例。偌說中國的歷史具有荒蠻戰勝文明的特徵，雖然過於籠統，但也八九不離十。貴族傳統的失落，必然造成不斷更迭的王朝在人們心目中的了無莊嚴可言。而一個王朝倘若沒有莊嚴之相，又是根本不可能讓人肅然起敬的。基於如此歷史傳統，不要說清室立憲，就算是漢室立憲，其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梁啟超雖然學問淵博，但當時建議袁世凱稱帝立憲時，並沒有真正讀懂中國的歷史。至於楊度更是個文化二百五，不僅從來沒有弄懂過中國歷史，就連自己是誰，他都始終沒有弄明白，以致會鬧出晚年加入共產黨的笑話。

最不可原諒的當然是袁世凱本人。袁世凱雖然繼承的是曾國藩的改良事業，但並不具備曾國藩的文化根底。至少他沒有讀懂曾國藩為何不肯北上稱帝，而寧可解散軍隊的良苦用心。曾國藩並沒有十分明確的政治理念，但他憑藉內心的修為，明白什麼是君子有所不為。此外，話語之於政治家的重要，也由此可見一斑。話語的清晰源自思想的有無。曾國藩傳下的只做不說的改革開放大業，到了袁世凱手裡，由於思想的缺如，只剩利益的驅動。雖然利益是政治操作的直接動因，但政治沒有思想的導引，會變得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從而喪失歷史的開拓意味。半個多世紀以後，鄧小平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沒有思想，文化根底太差，更談不上什麼內心修為，終於在1989年走了麥城。彼此都是摸著石子過河的改革家，袁世凱摸到最後，摸出了一件皇袍；鄧小平的摸來摸去，摸出了**開槍。可見，政客可以光憑利益所驅，但身處歷史關鍵時刻的政治家，思想的有無卻是至關重要的。否則，經驗再豐富的政治家，都會迷失方向。

袁世凱在請退清室時，無疑相當老到；但在失去宋教仁做對手而不得不再次面對孫中山時，卻一下子變得幼稚起來。即便不從思想有無的角度，而僅僅從政治對弈的利害上說，袁世凱也沒有必要在自己的權杖上披上一件陳舊的皇袍。既然已經共和，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必非得叫做陛下不可。半個世紀以後，那個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朝著愚眾胡亂揮手的千古一帝，從來不曾被人稱作陛下，卻比歷史上任何一個皇帝還要皇帝。就此而言，袁世凱稱帝與其說是一場改良者的悲劇，不如說是一幕畫蛇添足的喜劇。

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加上袁世凱的喜劇性稱帝，如此一個來回，和平改良的道路就此被徹底堵死。政治博弈的各方勢力，要麼進京上演復辟鬧劇，要麼在江湖上擺開割據架勢，再也沒人著意繼續宋教仁和袁世凱那盤沒有下完的歷史棋局。也許正是看出了歷史的這種扭曲，梁啟超的政治立場才從主張立憲轉向聯省自治，企圖從地方的獨立性上尋求改變專制歷史的途徑。

    比起日本當初從幕府到天皇的明治維新，中國清末民初的政治現代化歷程，其可能性既在於從上到下的改變政治遊戲規則，又在於以地方的獨立自主推動中央確立議會式的政黨政治。中國既有中央集權的統一傳統，又有諸侯聯盟的邦聯傳統。因此，在自上而下的議會政治被中斷之後，從起自地方的聯省自治上，又可以開闢出一條現代民主政治之路。雖然當時的地方自主自治，通常跟軍事力量相關聯，但這樣的分權方式與三國時代的所謂軍閥割據，全然不同。

    其一，政治意味不同。

漢末的三國鼎立，在政治上並沒有實質的區別，不過是三個期待一統天下的小朝廷而已。東革命家陳炯明，更是個嚮往現代民主政治的新銳而民初的地方自治，源自於李鴻章時代的東南自保，具有鮮明的拒絕中央集權專制、走向現代民主政治傾向。其中那位著名的廣人物。鼓吹聯省自治的學者，不僅有當年保皇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而且有曾與之激烈論戰的革命黨人章太炎。(可說是立憲論者和革命論者最後在聯省自治的立場上，殊途同歸。聯省自治不僅會瓦解原先鐵板一塊的專制帝國傳統，使思想文化乃至經濟政治獲得應有的自由空間，而且完全可能在一省或數省率先完成議會政治的構建。後來共產黨人提出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口號，其歷史背景恰好是源自聯省自治造成政治格局有所鬆動的影響。並且，也是這種自由空間的出現，使五四新文化運動成為可能，使持異端異見的政黨躍上政治舞台成為可能。諸如此類的可能，到了1949年共產黨當政之後，完全消失。乃至70年代末的政治異見者，為了表述自己痛恨文革痛恨毛澤東的政見，要特意跑到北京。而在北京犯案的政治異見者，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脫公安的追捕。

    其二，歷史涵義不同。

過去的軍閥割據，有類於日本的幕府政治，同時又全都以中央集權和一統天下為指歸。無論是曹操的赤壁之戰還是諸葛亮的六出祁山，其政治心態大同小異。但民初的聯省自治，卻具有鮮明的不願認同一統天下、拒絕定於一尊、追求地方自主、淡化中央集權的傾向。這種傾向與商周之交以前的諸侯聯盟政治，具有歷史的同構性。同時，又與美國建國歷史上的聯邦化進程不無相近。也是因為聯省自治的這種歷史涵義，致使梁啟超會直截了當地坦承這是傚法美利堅。聯省自治提出的聯邦訴求，無疑是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

在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中，民主和聯邦，作為其兩個基本內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由此可見，聯省自治的主張，與當初宋教仁努力的議會政治，可謂異曲同工。在當時的政治格局裡，聯省自治未嘗不是又一條通向政治現代化的道路。要不是孫文所策劃的那場列寧主義大一統戰爭，在國會裡沒能確立的民主政治遊戲規則，有可能在地方自主的過程中建立起來。

自由和民主，自由通常是民主的前提。沒有自由的個人，不可能有民主的政治。同樣道理，沒有地方的自主，集權的政治又如何民主？基於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專制傳統，聯邦和民主，乃是兩種不同的解構方式。無論從地方到中央，還是從中央到地方，或者同步，或者不同步，兩種方式都可以成立。將聯省自治混同於軍閥割據，乃是史家為孫文列寧主義大一統的北伐戰爭尋找的理由。因為確實是孫文策劃的這場戰爭，斷送了從聯省自治走向民主聯邦的可能性。

(孫文對列寧主義究竟認同到什麼程度，恐怕連孫文本人都不曾說清楚過。但孫文革命和列寧主義的基本要點是相類似的。一者是暴力革命，一者是打碎國家機器，建立一統天下的紅色江山。孫文將此表述為軍政、訓政和憲政的遞進過程。軍政便是暴力革命，訓政乃是國家機器的重建，憲政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國家力量，實現革命的政治理想。至於那樣的理想到底是民主政治，還是一黨專制式的獨裁政治，後來蔣介石的獨裁和到台灣後建立的蔣氏小朝廷，應該算作一個回答。

可見，倘若孫文的政治理念與列寧主義大相庭徑，怎麼可能得到列寧的激賞？但比起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孫文的憲政說畢竟給民主政治開了一條門縫。雖然蔣介石籍此在台灣建立了專制小朝廷，但繼任的蔣經國能夠跨出解除黨禁的一步，卻跟憲政說不無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孫文將三步論的最後一步歸結為憲政，才使蔣經國的政治變革有了法統的正當性。台灣的政治轉型是經由蔣經國的毅然開放、李登輝的斷然改革完成的。蔣經國好比打開了那扇通向民主政治之門，而李登輝則一步跨了出去。相比台灣的轉型成功，鄧小平在結束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轉向經濟建設之際，再怎麼努力，也跨不出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門。

比起宋教仁的議會政治努力，孫文的軍政、訓政、憲政主張是既保守又很不確定的，既給民主政治留了一條門縫，也給專制獨裁開了一個後門。因此，蔣介石可以據此建立獨裁小朝廷，而蔣經國則可以據此給兩黨選舉制度的確立提供可能。比起由列寧主義進一步發展而成的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孫文的政治理念既不指向繼續革命，也不具有鋼鐵般堅硬的專政意味。當然，不管孫文宣稱什麼樣的政治理念，其當初向列寧主義的臣服，主要原因在於利益的驅動。在早先與袁世凱的角逐中，孫文開出拱手相送東北的天價，日本當局卻依然不為所動。此刻蘇聯人主動把盧布、軍火連同列寧主義革命一起送上門來，孫文豈有拒絕之理？再加上，列寧既沒有後來斯大林那種大國沙文主義，也沒有斯大林清除黨內異己的殘暴。相反，列寧的蘇維埃政府還向中國提出歸還沙俄所侵佔的領土，這無疑會讓包括孫文在內的中國革命黨人感動不已。
 
    再加上孫文還沒看到後來斯大林大清洗的情景，對於十月革命充滿理想主義的憧憬，也算情由可願。孫文與蘇聯的結盟，還頗有一番知遇之恩的感激，至少一雪當年日本人相信袁世凱而不願支持他的恥辱。精明的日本人看重袁世凱的政治能力，把孫文看作一介草莽。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人，在選擇一個改良者還是一個造反者做盟友的權衡上，答案顯而易見。但列寧恰好也是一個造反者，在造反有理的信念上，與孫文天然相通。彼此可謂相見恨晚。雖然現代民主政治之於當時的每一個歷史當事者，都在探尋和摸索之中。但孫中山的革命熱情，卻來自於洪秀全造反的誘惑。與洪秀全不同的是，孫中山明白，在國門洞開之後的中國，江湖造反倘若得不到某個強國的支持，不僅不可能成功，甚至都不可能成立。

這可能是孫中山在當時胡天胡帝鬧革命時少有的過人見識，而後來中國共產黨依仗蘇俄的成功，也證明了孫中山當初在國際社會四處尋找靠山，確有先見之明。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再到毛澤東，三者在政治理念上很不相同，但在如何倚重強國坐大甚至不惜出賣國土的方略上，全都心照不宣。在蔣介石手裡丟失的外蒙，在毛澤東是向蘇聯主動承認的。至於孫中山，只要在政治角逐中能夠成為大總統，寧可奉送國土也在所不惜。輕國土，重江山，這可謂近百年中國政治大玩家的共同特徵。

    中國現代歷史上的歷次革命，通常具有躁動不安和異想天開的特徵。用毛澤東的說法，便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描述的詩情畫意。革命家總是有如躁動於母腹中的嬰兒，而革命又總是帶著遙遠的海面上可以看得見的桅尖之類的幻想。與此相反，改革家通常需要的是，關鍵時刻沉得住氣的寧靜，一如古人所說，寧靜以致遠；除此之外，還需要現代商業文明應有的務實精神。

    倘若沒有沉靜的內心修為，曾國藩在舉兵北上選擇趙匡胤式稱帝、還是退一步選擇和平改良的歷史緊要關頭，說不出「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的絕句。而也正是曾國藩的這一選擇，無意間打破了王朝更迭的歷史循環，開闢了和平改良的現代化之路。至於務實，李鴻章則是一個典範。在此僅舉一例，便可洞悉。當年，李鴻章在日本挨了一槍，從血泊中驚醒過來，馬上恢復談判者的清醒，向伊藤博文討回一個億的賠款。可悲的是，李鴻章此舉非但沒能得到千百萬同胞的掌聲鼓勵，反而換得一個賣國賊的惡名。

    按理說，在夏威夷長大的廣東人氏孫文，應該具有這兩種品性。可是，孫文革命既沒有夏威夷般的沉靜，又沒有廣東生意人的務實；彷彿天生就是一個被熱情和幻想驅動的革命家，號稱孫大砲。倘若說，孫文革命有什麼實際之處，那就是孫文發現，其江湖造反比起列寧主義，遠為遜色。列寧主義使造反變得空前的理直氣壯，並且具有極為有效的操作性，學習起來也相當方便，不需要像讀個博士一樣，從馬克思的《資本論》讀起。只消照搬十月革命的那套方式，組黨，建軍，虛構一個革命的意識形態，打造一種網羅各種政治力量的方法，再成功地把底層民眾煽動起來，天下便唾手可得。用後來毛澤東的總結叫做三大法寶：黨的領導，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因此，革命家的學歷根本不重要。革命領袖又通常是因為書沒讀好而產生。

    幾千年來，中國人在被愚昧化之餘，倒是有個根深蒂固的謀生觀念，學而優則仕。中國晚近歷史上先後三個最為響噹噹的造反者，都跟他們不能學而優有關。倘若洪秀全都能夠秀才舉人一路考上去，那麼就不會有天王造反的故事了。同樣，假如當年的湖南師範生毛潤芝風塵僕仆地投奔北京大學之後，能夠像梁漱冥那樣被蔡元培看中執教，甚至也混個大學教授什麼的，那麼共產黨的隊伍裡也就不一定會看到毛澤東的身影了。相比之下，孫中山的喪失學而之途，並非機會不夠，而是心氣浮躁，缺乏十年寒窗的耐心。那個博士稱號之於孫文，與其說是尊重，不如說是諷刺。孫文好高務遠，卻又志大才疏。孫文革命的主要特色是狂想和熱情。所以有了一次又一次的起義暴動。幾乎每一次都要流血犧牲，而孫文又每一次都毫髮無損。也許黃興知道個中奧妙，所以在倉促的二次革命發動之際，讓孫文先走，自己留下來承擔風險。孫文革命的一個最大喜劇性在於，所謂辛亥革命的兩大主要構成事件，全都跟他無關。一者是武昌首義，孫文根本不在場，據說正在美國打雜。一者便是清室遜位，乃袁世凱的傑作，跟孫文毫不相干。

但孫中山自有孫中山的運氣，翻來覆去地折騰到最後，終於找到了造反有理的知音，蘇聯的列寧同志。與日本人當年的親袁疏孫相反，列寧對孫中山讚不絕口，彼此一拍即合。孫中山折騰了大半輩子的江湖造反，由此轉入正軌，輸入了列寧主義的血液。從建黨到軍火，從組建黃埔軍校到請來蘇聯顧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相應地改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比起洪秀全假借上帝名義起家，此刻的孫中山顯然像樣多了，也踏實多了。錢餉槍炮，政黨軍校，一應俱全。孫中山由此重整旗鼓，躊躇滿志。用毛澤東的詩詞形容，頗有一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意思了。背靠著蘇聯，孫中山終於找到了一條掃平諸侯、一統天下的革命道路：北伐。

    孫文革命表面上聲稱三民主義，號稱走軍政、訓政、憲政道路，但骨子裡，或者說下意識裡，卻頗有成為一統天下的真命天子的情結作祟。當初與袁世凱角逐，孫文懷有這個情結。後來宣稱二次革命，也跟這個情結有關。乃至袁世凱死後，孫文的這個情結依然存在。其時，國會裡的議會政治，隨著宋教仁的被刺而煙消云散。此後的國會，變成了各式政客走向獨裁的工具。只不過有的政客在北京折騰，有的政客如孫文者，則在廣州折騰。

當年被袁世凱奪走的大總統一時討不回來，孫中山強迫廣州的非常國會，把他選做了非常大總統。正是在孫文當上非常大總統的時候，聯省自治的政治理念開始如日中天。其中，不乏基於地方利益者，但也有不少基於政治理念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者。在聯省自治的主張者們心目當中，當年兩江、兩湖、兩總督在慈禧太后策動義和團作亂時的東南自保，記憶猶新。封疆大吏的那個舉措，無意間削弱了中央集權專制，從而激活了地方上的經濟文化，及其創造的自由和活力。因此，這個理念在當時已然深入人心。就連初出茅廬的毛澤東，都曾倡揚過湖南獨立、聯省自治。非常大總統孫中山之於一統天下的那種迫不及待，不僅觸怒了贊同聯省自治的學者革命家章太炎，而且導致革命的親密戰友陳炯明與之分道揚鑣。章太炎的不認同不過是拂袖而去，而陳炯明的異見卻是有實力訴諸槍炮的。

被陳炯明武力逼離廣州的孫中山，老羞成怒，把對方打成反革命。其行徑一如三十多年後的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硬生生地給彭德懷扣上一頂裡通外國的反黨野心家帽子。可以說，陳炯明的斷然舉措，既是對孫中山的嚴厲警告，也是聯省自治派對一統天下者的最後規勸。即便同樣的投身革命，也有一個以革命方式選擇現代民主政治、還是把革命之酒裝回中央集權專制之舊瓶的區別。但素有洪秀全之志的孫中山，是不會因此回頭的。一旦得到蘇聯的全力支持，孫中山馬上準備著手以暴力革命一統天下的北伐戰爭，渴望成為中國的列寧。要不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孫中山並非沒有希望如願以償。但對於國民黨來說，孫中山卻死得十分及時。因為照著孫中山的路子走下去，國民黨早晚會被共產黨吞併，在孫中山的統一領導底下，唯蘇聯馬首是瞻，就像後來的東歐諸國一樣。只不過孫中山的死，也給國民黨帶來一個難題，不知該把共產黨怎麼辦。就像共產黨從來沒有把國民黨放在眼裡一樣，國民黨從來沒有讀懂過共產黨。這並非說，國民黨的領袖們學歷不夠，而是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打上孫中山的江湖幫會印記，既沒有宋教仁堅定不移的議會政治意識，又茫然於共產黨的五四文化資源。非常戲劇性的是，這兩者又恰好是當時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所長。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首席領袖，陳獨秀的文化視野，是孫中山所望塵莫及的。一個是中國新文化的先驅，一個是在夏威夷唐人街長大的無業游民。孫文早年的所謂行醫，與其後來的所謂革命，是一樣的江湖。陳獨秀的革命起點，是五四《新青年》雜誌之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號召力。相比之下，孫文革命不過是一次次鬼鬼祟祟的恐怖活動。革命的起點之於革命者，通常具有終其一生的影響。當共產黨和國民黨合到一起，開始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兩黨的領袖卻天然的情同冰炭。在新文化運動中叱咤風雲的陳獨秀，在文化上激進，在政治上溫和（相比共產黨內的許多激進領袖）。陳獨秀天性厭惡江湖造反，認同議會政治，乃至同情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當主張聯省自治的陳炯明最後落敗之後，陳獨秀主動找上門去，表示友好，並且希望彼此有所合作，共襄大業等等。而習慣於搞江湖幫會的孫中山，可能至死都沒能弄明白，什麼叫做議會政治。由此可見，歷史確實十分偶然。假設當初宋教仁沒有被暗殺，並且替代孫中山成了國民黨的頭號領袖，那麼後來的國共合作就會有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但歷史的偶然性是不能假設的。歷史的事實是，同樣由蘇聯扶植起來的國共兩黨，彼此最初的領袖，並不互相認同，更不互相買賬。當然，陳獨秀的這種議會政治傾向，不會得到蘇聯的認同。蘇聯要的就是孫中山式的造反，孫中山式的大一統情結，從而能夠通過操縱國共兩黨，最終取代列強，獨霸中國。蘇聯及其共產國際與孫中山之間的這種默契，決定了陳獨秀最終只能出局。或者可以這麼說，那場大一統的戰爭一開始，陳獨秀就像之前的陳炯明一樣，注定要從歷史舞台上被逼退。就算蘇聯顧問不清除掉他，也遲早會被黨內的競爭領袖者排擠出局。倘若說，歷史的河道在二次革命還只是一個生硬的轉折，那麼到了孫中山操辦的北伐戰爭，全然定型成暴力革命和一統天下。抗戰勝利後的那場國共爭霸，不過是北伐戰爭的一種歷史延續罷了。更為悲劇的是，陳獨秀的議會政治理念，即便在共產黨內，也得不到認同。革命，通常是一種激進的比賽。革命黨人最熱衷的作秀，便是做出更加革命的姿態。陳獨秀在從新文化運動走向政黨革命的過程中，並非沒有衝動沒有激進過。但那樣的激進，不斷地被更為激進的其他領袖所超越。工運領袖比學運領袖要激進，農動領袖又比工運領袖更激進。澎湃的廣東農民運動算得激進了，殊不知，毛澤東倡揚和推動的湖南農民運動激進到了瘋狂的地步，以義和團的狂熱，以太平天國的架勢，猛烈掃蕩鄉村士紳階級，同時又引發一場場城市暴動。這樣的瘋狂，雖然直到四十年後才演變成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滅頂之災，但在當時也已經足以令人心悸。不僅王國維從中看出了歷史的劫難，即便是正處革命勢頭上的國民黨人，也不堪忍受。
    從某種意義上說，陳獨秀和孫中山互為對方的掘墓人。孫中山設計的北伐，為傾向於議會政治的陳獨秀挖好了墳墓。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則是孫中山的死穴。孫中山至死都不知道，北大的《新青年》雜誌是怎麼回事。從歷史的承接性上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洪秀全造反的延續，而是曾國藩們開創的現代化歷程的一個邏輯結果。從同治中興開始的實業現代化，軍事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到袁世凱和宋教仁在國會博弈中演示的政治現代化，必然引出的下一個歷史環節，便是文化的現代化。改革開放，不能總是在一種失語的狀態裡進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也不可能始終滯留於宋明理學的倫理道德規範。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孔儒之教在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革中，已然枯竭。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背後，可以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科學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三綱五常，乃是歷史必然趨勢。要不是受到蘇聯十月革命的影響，這場文化變革，完全可能走向改革話語的確立，而不是悄然轉向毛式話語的崛起，致使白話文的普及，最後使之淪落為暴力革命和毛氏暴政的幫兇。(不過，即便是毛澤東最後攝取了新文化運動的資源，也不能否認五四文化在剛剛面世的時候，確實給中國社會注入了一股鮮活的朝氣。陳獨秀及其《新青年》，成了時代的風向標。北大，成為新銳青年人人嚮往的聖地。也許只有孫中山那樣的江湖草莽，對此茫然無知。這與其說是孫文太低能，不如說是此公心裡被大總統情結塞得太滿太結實。當年失去的那個人君之位，成了孫文革命的重心所在。孫文寧可跑到北京和東北大盜張作霖談天論道，也不曾下榻北大聽聽《新青年》諸君在說些什麼。
    孫中山在文化上的這片空白，給後繼者蔣介石造成了致命的精神缺鈣。雖然蔣介石意識到孫氏國民黨過於江湖草莽，努力研習曾國藩以求補課，但骨子裡卻依然像孫文一樣，是個文化上的智障人物，現代白話漢語的失語者。在後來的國共逐鹿之際，毛澤東在話語上有如貓捉老鼠一般地玩弄蔣介石。毛澤東可以隨心所欲地指鹿為馬，蔣介石卻只能之乎者也地發佈不倫不類的電令。真要說起來，蔣介石還算是在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上海，混跡過的。
    按理說，在文化上狂飈突進、在政治上理性溫和的陳獨秀，較之於在文化上一無所知、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孫中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類人。但由於蘇聯人的需要，也是在蘇聯人的旨意之下，被強行擰到一起。蘇聯人又給孫氏國民黨和陳氏共產黨，不動聲色地喂了同樣的列寧主義狼奶；致使以後的革命，只能成為誰更豺狼的比賽。紅軍時期國共兩黨之間的廝殺，雙方全都殘暴得令人髮指。由此反觀孫文當初的引進列寧主義，是一種什麼樣的作孽。相比之下，張學良在日本軍隊入侵之際下令不抵抗的倉惶出逃，不過是花花公子的小菜一碟。先是王國維的預感，然後是陳獨秀的出局，這兩個標記性人物的黯然退場，其實已經預告了中國的歷史，將陷入什麼樣的災難。北大《新青年》，清華國學院，這兩處最為精英的文化之地，最後全都淹沒在黃埔軍校的甚囂塵上裡。孫文策劃的那場列寧主義大一統戰爭，徹底中斷了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再到北大《新青年》和清華國學院的中國歷史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北伐以後，中國完全成了先秦韓非子所言的亂局：當世爭於力氣。換句話說，誰最流氓誰為王。各黨各派，各路豪傑，各式梟雄，沒有人再會相信什麼議會政治，什麼國會博弈。協商成了欺騙，你死我活才是真理。一如毛澤東的總結：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孫中山竟以列寧主義的方式，為以後的中國政治舞台，準備了兩個勢如水火的政黨。比起當初逼迫黨員效忠，孫中山的重組國民黨無疑規範了許多。只是孫中山籍此給國民黨輸入的列寧主義血液，迫使國民黨之於宋教仁的記憶，變得極其遙遠；以致蔣介石以後的國民黨，只知頂禮孫中山，根本不提宋教仁。既然接受了蘇聯的喂養，那麼只能選擇聯俄聯共的權宜。孫中山一面給國民黨清除了宋教仁議會政治的記憶，一面又給國民黨準備好了日後你死我活的難兄難弟，生死冤家。倘若說，這也算是對中國歷史的貢獻，那麼並不是中國民眾要求孫中山這麼貢獻的，而是孫中山基於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革命幻想強加給中國人的。而國人的愚昧則在於，他們非但不痛恨孫中山替他們準備了歷史的劫難，反而跟隨著國共兩黨，朝著孫中山頂禮膜拜。
    在國人一團漿糊似的記憶裡，有關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之類的帝王，卻十分清晰，從不模糊。幾千年的帝王崇拜，一旦氾濫起來，即便沒有孫中山也要找個孫中山，沒有毛澤東也要找個毛澤東，更不用說已經有了，已經降臨了。因此，日後的劫難，倒也並非孫文一人之功，而是有勞於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作祟。挨了一槍的李鴻章替中國人討回一個億之際，國人齊聲痛罵。宋教仁因為開創議會政治而倒在血泊中的時候，國人一臉茫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一旦孫中山開辦黃埔軍校，準備北伐戰爭，國人馬上看懂了，立即響應了。國人全都知道秦始皇是如何一統天下的。最不濟的，至少也知道洪秀全是如何造反的。北大的新文化運動太書生，清華國學院的學問又太高深，唯有黃埔軍校，才是實現人生理想的方便法門。正如毛澤東的暴政，從某種意義上說，其實也是投了中國民眾的所好；孫文革命的暴力方式和大一統目標，實在是中國民眾最為認同最為傾心的。早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民眾送來馬列主義之前，中國人已經在《水滸傳》和《三國演義》裡學會了如何造反，如何爭奪天下。由各式帝王主宰的歷史，民眾的愚昧，一如對權謀的崇拜，必不可少。
    在這樣一種歷史氛圍裡，造反有理替代改良道路，已然命定。這樣的過程根本不在於救亡壓倒啟蒙，因為啟蒙一開始就被陳獨秀李大釗們引向了十月革命，孫文又從另一個方向將革命從江湖進一步轉換成列寧主義，從而喚起了造反有理的歷史記憶，激發了革命家的江湖習性。正如國民黨最高領袖的繼承者，理所當然是一身戎裝的蔣介石，而不是書生意氣的汪精衛；共產黨的領袖，經過一番走馬燈似的更換，最後一錘定音：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從孫文革命到毛澤東坐天下，中國歷史以一種最陰狠最暴虐的方式，回到秦始皇時代。蔣介石的獨裁，不過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過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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